我们逐次把七件行李从行李架上拿了下来，穿上了大衣。我设法在脸上扑了点粉，抹上点唇膏，这样可以使我疲惫的面容显得精神些。愚谦大概认为尼古丁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就到过道上加入了抽烟人的行列。他礼貌地向大家点着头打招呼，对方也礼貌地回礼。

愚谦说：“快到了吧。”一个穿着整齐的深色制服的中年人很和气地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根烟，并说道：“还有二十分钟呢。来！抽我们一根中国烟。”

他们是怎么知道愚谦是从国外回来的呢？不然不会这么说话。于是我也走出包厢，一看，我笑了。愚谦这幅打扮，头上戴着法国式的黑呢小帽，身上穿着深绿色系腰带的大衣，和其他那些站在过道上几乎一律穿着深色制服的人一块抽烟，显得特别突出。愚谦接过香烟，看了看牌子，又是那个名贵的中华牌。

“洋烟对我来说太厉害了。”那个友善的送烟人又给愚谦点上了火。这两个人边抽烟，边远眺车外的景色。在阳光普照的蓝色天空下，深冬的华北平原景色极有特点。

愚谦回到了包厢里，嘟嘟囔囔地对我说：“现在我心情有些紧张，谁会到车站来接我们呢？我想，姐姐哥哥是一定会来的，至于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他们都是我的近亲啊！”他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记得有一次问他，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兄弟姐妹，他说有十二个。“都是你母亲生的吗？”我问，他听后摇着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十二个，属于他爸爸和叔叔的孩子，一个小家族，全是以“谦”字排名，显得特别亲。“按理说，与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孩子也应该算进来，可是父亲改了姓，把‘关’改成‘管’，总有点别扭。”

“你的父亲会来吗？”

“我父亲？当然不会。爸爸接儿子，哪里有这样的事？当然是得我去看他啦！在这方面，我们家是很严格遵守辈分的。”

原来如此，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很严格遵守辈分，这说明我一定要给他磕头啦。原来，我们在香港时，愚谦的朋友老余，一个高大的北方人在美心酒家请我们饮茶，当他知道我要第一次和愚谦的爸爸见面时，就对我说：“你知道在你公公面前要磕头吗？”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把虾吃到嘴里，差点没把我给噎住。他是在和我说笑吧，我想。可是看样子又不像。这个我听说过，在中国老式的家庭里，新婚夫妇都要给双方父母行叩拜的大礼。

“磕头？你别是在说笑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要求这样？况且我们已经结婚几年，我已经不是新娘子了。”

“尽管如此，别忘了，愚谦的家是北方人，爷爷又是清朝做大官的。照我们北方人的规矩，儿媳第一次见公公面，是要磕头的，至少得跪下来。”

愚谦摆了摆手说：“别胡说了，这种礼节也许在农村还会有，可不会在北京发生，而且我父亲是个老革命，他和这些传统习惯早就划清界限了。”

“等着瞧吧，”老余说，“我见过你爸爸，革这个命，革那个命，革来革去就是不革自己的命。实际上，在他心灵深处还是儒家的封建思想。我相信你到现在还不敢和你爸爸说‘你’或者‘您’吧，还不是爸爸长爸爸短的。”

愚谦给他逼得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和爸爸说话还是用第三人称。

“是不是！”老余感到他胜利了，“我不是说了嘛，明显的顽固派。”

“怎么可能用第三人称说话呢？”我问愚谦。

愚谦解释说：“譬如吧，我问我父亲得这么说‘爸爸渴了，想喝茶吗？’或者是‘爸爸今天舒服吗？’‘爸爸今天到哪儿去溜达了？’这是我们家里的规矩。”

“对吧，现在你应该在思想上做好磕头的准备。”老余向我眨巴了一下眼睛，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

“磕头”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一直旋转着。火车越接近北京，我越不自在。我开始自己问自己，磕头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在我小的时候我学过屈膝礼，这是礼貌，即使是屈膝我也不太习惯，现在，真的要我磕头，比让我上吊都难。高高兴兴地到北京去，忽然要我拜倒在公公脚下，不！坚决不干！他父亲是个老革命，他不会对他的媳妇这样苛刻的。不过他老人家都八十五啦！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前两次的中国旅行，哪有那么复杂啊！我只是一个保持距离的观察者。我现在忽然成为中国人家庭中的一员，我要参与到这个社会里来，这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