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大学和台湾学的。”

“你到台湾去过？”

“是的，在台湾，我住在一个中国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只说中文，对我帮助很大。”

“那你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

“那是1977年的事，那个时候愚谦还不敢让我来看你们，又怎么可能住你们家。”

“如果你真的来了，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沂谦插话进来了，“那个时候和你来往，仍然会被怀疑里通外国。”

饭后是喝茶的时间，渐渐地，人们又围到了公公的身边听他说话，我正准备拿出我的小本子记录，保尔已经打开了事先就准备好的自制录音机。他说，你别记了，我会给你做一个拷贝的。

大家都像是小学生那样听他讲话，没人敢插一句口。公公先开始谈起中国需要经济改革，实现国家现代化如何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接着，他开始讲到他1919年是如何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这一下，他打开了话匣子，高兴地靠在沙发椅上叙述起过去的事情来。

“我在1919年时，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那时是彻底的混乱，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的混战。我们一方面为了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而斗争着。”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放出光彩，声音里带出了激情，好像那些都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正在天津大学里读书，听到美英法等国家签订《凡尔赛合约》，要把山东从战败国德国的手里转交给日本，我们这些大学生已经无法忍受，怎能让自己国家的命运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呢。我们必须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1919年夏天，我们在天津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叫“觉悟社”，一共有二十多个男女青年。其中两个就是周恩来和他后来的夫人邓颖超。我们自己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做《觉悟》，要求青年人共同携手，进行社会的改革和精神的振兴。它给天津的年轻人指出了爱国主义的方向。

1919年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学生抗议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活动。我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代表成员，因而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结果被军警抓了起来投入监狱，直到10月10日我才被放出来。这还是天津和北京的学生一起抗议示威的结果。周恩来建议我越快到国外去越好，他说：“像你这种慷慨激昂的性格，简直就是在找死，虽然是正义的，但激动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我怎么办呢？到国外去？在那个时候？我既失去了双亲，也没有其他经济上支持我的人，怎么可能呢？周恩来告诉我，最近有个新的国家的“勤工俭学奖学金”，我可以申请到法国去。在那里，我可以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工作。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1919年11月9日，我乘坐一艘法国船来到欧洲。朋友们借给我一点钱，姐姐家的人也资助了我一点。另外我还变卖了几个从父母那里仅留下来的金戒指。行程不用我自己花钱，是由国家支付的。我们那一批十几个人是由国家“勤工俭学奖学金”送出去的第二批留法学生。那时我刚二十出头，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巴黎，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最初我们住在巴黎的十三区，学法文。虽然我们不需交房宿费，但是还需要一些零花钱的。我开始做磨石工，这是用不着学就会的。

但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赚钱更多的工作——就是给中国来的近千个苦力上课。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场上留下很多死尸需要清理，法国政府从中国弄来了成千上万的苦力，这些任务就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既不懂外文也没有什么文化，我和其他八个勤工俭学的学生的任务就是照顾他们。我绝对没想到，这些苦力的生活是那么的残酷。他们住在漏风的帐篷里，如果碰到下雨，硬土都变成了发臭的泥浆。我负责管五百个人，他们来自中国各地，各自说着自己的方言，而且互相还要争斗。按理说如果他们团结起来，情况会好很多的。他们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满地遍野的死尸，有德国人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还有美国人的，横在战场上，苦力们必须将他们按各自的国家分开。有的尸体缺胳膊短腿，臭气四扬。有时他们也有运气，能从死尸身上找到钱、手表、戒指以及其他的贵重东西。但是有时他们因为不识字，看不懂警告牌上的危险字样，以为发现了宝物，结果被地雷夺去了生命。往往赶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常常警告他们，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光是在我管的人里，就死了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