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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先离开一会儿，就一会儿，我要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她也没有再强留我，她也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城市里，想要为婚礼铺好红地毯，靠精神病院里那点微薄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我去了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开始为我们的未来打拼。我学的心理学派上了很大用场，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人事公关，我都游刃有余。不到半年，公司老总就看中了我的综合管理能力，派我去另一个城市管理分公司。一年之后我已经挣够了我们准备结婚的钱。

我去买好了钻戒，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在我去领钻戒的那一天，我收到了她出事的消息。她在医院里值夜班时，太累睡了过去，就这样被一个狂躁状态的病人用花盆砸破了脑袋。

她说过的，她就像白兰花一样娇气，要小心地宠着，保护着，照料着。

我只是离开了一会儿，就一会儿……

萧白望着柜子上的照片，深情地说着，仿佛是在和女友说着绵绵的情话。

“然后……你就回到了精神病院？”

“那里有她的味道，偶尔也能看到她的身影。我每天回到家，都会和她说今天发生的事，开心的，不开心的，有趣的，乏味的……我知道她听得到，她知道我回来了。”萧白微笑地说着，带着浅浅的忧伤。

“你回来了，可是她已经离开了不是吗？”我叹息了一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精神病院里的护士都倾慕于萧白，却又和他小心地保持着距离。因为她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在萧白的心里已经无可替代。我也终于明白了他揍痞三时那种冰冷的眼神，在那个时候，他真的能杀人。

萧白的手在照片上摩挲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我明白的，总有一天我会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会娶妻生子。我只是希望在我能彻底忘记苏雪之前，让她在我心里多住一段时间。”

“你不恨那个病人吗？”我问。

“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小心地看着她。”他答。

这一刻，我看到了真实的他。

我打量着这个乱七八糟的屋子，还有那个干净整洁的柜子，照片里的那个女孩还在冲着我笑。我可以理解萧白为什么回到精神病院，但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全心全意去扮演这个爱心泛滥的角色。

“那瘦子呢？你把大街上每一个精神病人都带回来？”我问。

他摇了摇头，“我并不是神，我救不了这么多人。遇到了，看到了，我就会带回来。没看到的，我也不会去找，我会假装他们不存在。我告诉我自己，他们不存在。”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回到医院之后，第一次抛弃的病人，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有抑郁性假性痴呆。他家人跨越了好几个城市，就是为了把他丢弃给医院。只交了第一次的押金，后面再也没出现过，连联系电话都是假的。我们医院对于延交医疗费的病人期限是一年。一个精神病人一年最少花销两万元的医疗费，这些钱全是医院自己垫着……”

那个被抛弃的病人，我是两天后在路旁看到他的。他蹲在地上，看着前面的小吃摊吞口水。其实我想假装不认识的，我捂住脸从他面前走过，但是他一句话就把我留住了。他认出了我，他喊：“萧医生，医院什么时候开饭啊？我饿……”

我请他吃了一顿，我告诉自己，就这一顿。我拼命告诉自己，就这一顿饭，不能再多了，你的良心只有这么一点，只有这么一点！

匆匆付完钱我就走了，回到家门口时，我才发现他一直在跟着我。他手中还抓着那个一次性饭盒，呆呆地看着我。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多善良，但是他的眼神扎得我的心很痛。

我狠狠地摔上门，洗澡，看电视，睡觉。在床上翻到半夜，我发现我睡不着。我打开门，看见他在我家门前睡着了，蜷缩着身子，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喊醒了他，让他进了我的家门。那时候，我想，只要找到他的家人就行了，找到他的家人就没我事了。

我费尽心思地让他想自己家的电话或者地址，他想了半天，终于迷迷糊糊说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打了过去，一个男人接的，有可能就是他哥。我报了他的名字，问对方是不是他哥哥。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回了一句：“没有这个人，你打错电话了！”

我知道我没打错，我听到他内心挣扎的声音。但等我第二次再打这个号码时，那个电话已经被注销了。电话那头传来了语音小姐甜美的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确认后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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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苦力把他们赚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中国。有一次他们过于相信一个表示愿意帮他们写信并汇钱回家的翻译，谁知道他是个骗子，他把那些钱都寄到了自己的名下，最后被苦力们发现了。后来我听说在他们一起坐船回国的时候，这个翻译被苦力们丢进了海里。

当埋尸工作基本结束后，苦力们陆续回家，而我也结束了这份工作回到巴黎。正逢周恩来也来法国了，我是他唯一的最熟的朋友，都是天津来的，还是战友，一起办过觉悟社。因而我们两个人在巴黎一条街老楼的第五层阁楼上租了一间小屋。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见到华人永远是那么热情。某次，我们因为一起用电炉做饭，还发生过小小的矛盾。我已经记不起，是恩来不小心，还是我不小心把烧菜的锅打翻了。我于是发起脾气来，责备在巴黎的生活太苦，住的房子怎么那么简陋等等。恩来立即批评我，认为我太肤浅，他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能要求太高。要我多关心欧洲的社会和政治，才能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这次批评，我一辈子没有忘记。

我和恩来后来分手了，我们走了两条道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美国社会，想学英语，不久后，我被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介绍，申请到美国去读书。恩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留在欧洲组织爱国华人的政治活动。直到十几年后，我从美国返国参加抗日，才又见到周总理。我后来入党，他还是介绍人之一呢！

“后来呢？”全家的人很少能够听公公谈过去。一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二是文化大革命把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弄得非常紧张，互相不信任，人人自危。总算现在自由了，大家可以说些真话了。公公一看大家那么兴高采烈地听他谈过去，他的精神也来了。

“我从法国坐船，先到纽约，一共只呆了几天，就有朋友们把我介绍到美国中部爱荷华市去半工半读。我记得我先是住在一个名叫Laird的先生家里，清早起来必须先打扫全家卫生，才能吃早饭。早饭后由我来洗碗。八点钟，我到学校去上英文课，中午十一点回家..我在爱荷华师范学院学了两年，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份耶鲁大学的奖学金。”

“听说爸爸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叫Margret，有这回事吗？”愚谦打断了他的话，“所以爸爸才给姐姐敏谦起了Margret的名字？”

所有在座的人一听到这问题，都好奇地看着他。父亲被此一问愣住了，先是睁大了眼睛觉得很奇怪，愚谦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私人秘密，接着脸上忽然泛起了红晕，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始回忆过去的甜蜜的往事。坐在地下的年轻人更是往前靠，把爷爷围得紧紧的。原来中国人也喜欢听这些桃红柳绿的故事。

“是的，”他的眼睛突然闪烁起光芒，好像他的昔日女友又出现在眼前了。“从纽约到耶鲁中间有一个小镇，我在那里邂逅了一个美国女孩子，叫Margret。她是我房东的女儿。我们互相爱恋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分手了。原因很多，主要是我们分开两地，很少有见面机会，而且我也不希望被一个女孩子帮助。此外，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算是个风头很健的人物。我经常喜欢在骄傲的美国同学前面做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报告。我经常指责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可骄傲的，美国这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属于印地安人的，是被你们西方人抢夺来的。’美国人也很有意思，我越这样刺激他们，他们越请我做报告。由于我那时是基督徒，偶尔还被请到教堂去演讲，每讲45分钟可以拿10美元，那个时候，10美元相当可观了。教堂牧师还给我一个英文名字叫Peter，连我的照片都上过海报。”

我公公越讲越兴奋，他叙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最后他讲了很久，口干舌燥，伸了伸懒腰往沙发背上一靠说：“我现在累了，要到床上躺一个小时，然后再来吧，你们先谈着。”说着他喝了一口水，站了起来。保尔关了他的录音机，答应送给我一个拷贝。上面那些讲话就是愚谦后来从录音机里记录下来的。

他刚刚离开客厅，房间里忽然热闹起来了，别看在客厅里的亲戚有的已经七十岁了，但是在这位老人家、一族之长面前，仍然循规蹈矩，只能他一个人讲话，这是家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