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淮安市楚州区教育系统的职工均接到通知，要求参加区里号召的“送温暖、献爱心”慈善捐赠活动，同时，通知还明确了捐款的具体数额，每人捐款不得少于200元。有教师认为，慈善捐款应该积极参加，但像这样规定了捐款数额，自愿捐款变成了“被捐款”，带上了行政权力压迫捐款的色彩。（《现代快报》12月22日）

报道说，当地近期在举行慈善捐款活动，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尤其是当地的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而且捐款热情都很高。其实，如是看上去轰轰烈烈、全系统动员参与的爱心捐款行动，不过是一场行政募捐与公益慈善的“面子工程”——“捐款”下达指标或者规定数额，无疑就蒙上了一层行政强制的色彩，公共爱心被行政权力变相强行发动并“异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指标，火爆的场景和浪潮式的慈善推进，所映衬出的不是对于慈善热忱而是好大喜功的行政形式主义作风。

在中国，如何来做慈善，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因为我们至今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募捐来推进公益慈善的政治模式。一如淮安市楚州区教育系统的做法。带有官本位气息的“行政捆绑”慈善活动往往是：领导带头，群众必须广泛响应；领导捐多少、群众捐多少，政府捐多少、企业捐多少，都一一制定出“标准”。一切“按部就班”，一切“统一行动”，一切“层层推进”。

响应政府和单位的号召，为慈善事业捐上一点钱，应该不会对个人构成什么经济负担，可问题的关键是，慈善之心不是行政权力能“命令”出来的，慈善事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公共的爱心自觉来作为强力支撑。而这般有计划、有组织展开的行政募捐，固然给慈善公益事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却从“源头”上不断伤害着公共慈善的热情——当慈善成为一种形象载体或者价值跳板之后，当慈善捐赠的数目与官员的级别、单位的形象挂起钩来，人们不但会对慈善产生心理反感，还会在年复一年的惯性被动募捐活动中，将朴素的慈善自觉意识一点点消耗殆尽。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捐献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更是仅为全国人口的3％。为什么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众主动参与度低？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说，“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活动代替了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中国式慈善目前所面临的“行政捆绑”困境，已经到了必须要“突破”的时候了。 陈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