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勇

北宋熙宁四年，苏轼去拜访宰相王安石，恰逢王安石在前厅会客，苏轼便来到书房等待。只见书案上写着两句诗：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苏轼看了，不由哑然失笑。虽说王安石作诗喜作巧语多辟蹊径，但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吧。这明月哪里会叫，黄犬又如何能卧于花心？不通，不通之极！想着想着，苏轼不免技痒，他举起笔来，泼墨挥毫，把这两句诗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这改得还真精当，苏轼看笔墨淋漓的这几个大字，心中得意，把笔一扔，扬长而去。

王安石归来一看，就动了气，这个苏轼，自恃才高，得给他点教训。于是上奏神宗，把苏轼贬到了湖州。到了湖州，苏轼才发现，这里有一种鸟，名叫“明月”，又有一种花虫，名叫“黄犬”。王安石的那两句诗根本没错。苏轼惶恐不已，悔不当初啊！

王安石的这心胸未免也太狭隘了吧。苏轼能够自由进出宰相王安石的书房，足见两人交情匪浅。区区两句诗，你就翻脸不认人了！王安石年长苏轼十来岁，你完全可以把苏轼叫过来，给他解释一下这两句诗，我想，苏同学同样会惭愧不已。苏轼当时是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正部级，政治局常委），一下子就贬到了湖州任知府（正处级），连降三级还不止。这也做得太过了！

到了湖州后，苏轼心中十分不满，常写些诗来讽喻时政。他在诗中讽刺王安石领导的新党为“新进”“群鸟”“生事”等。不巧，这些诗被苏轼的对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获悉。他们上奏朝廷，为苏轼扣上了“不满朝政”“讽喻圣上”这两顶大帽子。苏轼立即就被关进了乌台监狱。大批政敌纷纷要求处死苏轼，苏轼危在旦夕。

就在这危急关头，王安石挺身而出，他以宰相之尊，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宋神宗接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赦免了苏轼。

说实话，苏轼对王安石很不满。王安石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关键时刻王安石却能冰释前嫌，挺身而出，表现出了高贵的人格情操。

这我就奇怪了，一前一后，王安石的表现也相差太大了吧，简直就是水火两重天。难道说，王安石具有分裂性人格，时而卑鄙，时而高尚？

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台湾大学吴天方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类型考略》，我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中国古代文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格特征，那就是“秉大义而疏小节”。比如，弥衡会几个月不洗澡；王猛边捉虱子边和将军桓温谈论国事；还有那个庞统，披头散发，也不知道打理一下。王安石也是这样，他不讲卫生，衣服很少洗换，酸臭难闻，就连脸染了黑灰，也不知道洗一下。这些都是小节，名士们才不在乎。

苏轼当时年轻气盛恃才傲物，贬到湖州，就当给他个教训。反正我王安石是宰相，等你历练够了，再把你调回来就是了，于苏轼并无多大损害。在王安石看来，这属于“小节”，所以无所谓，贬就贬了。但是“乌台诗案”，这关系到“不臣之心”这样一个人伦大节，更关系到苏轼一家老小几十口的性命，这样的“大义”王安石一定要坚持。

疏小节，才能够悠然自得，不为生活所累；秉大义，方能一身正气千古垂范。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特征，也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应该学习的行为规范。

摘自《闽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