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家都拿着自己的凳子站起来，坐在折叠椅上太久了的确不大舒服。我又回到了刚才的藤椅上，老老小小的把我围了一圈。我感到我好像是个在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祖母。茶沏上来了，整个房间忽然都安静下来，一双双眼睛都看着我。

“很久以前，在德国一个城镇，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

我开始慢慢地讲了起来，好像给一年级的小学生讲童话故事那样。紧张而欢乐的神情表露在慧善两个女儿的脸上，别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我高兴地开始添油加醋，把它描述得更生动。

“我的丈夫一定要是黑头发的人，这是我一直坚信不疑的，实际上那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性格火辣辣的西班牙人，或英俊漂亮的意大利人，谁知道会是一个中国人呢。”我把眼睛向上一翻，用手拍拍脑袋。

“你真的没有想到是个中国人吗？”两个外甥女，一边高兴地听，一边搓着手要我继续讲下去。

“我承认，愚谦是有黑头发，但是我设想的另外两个条件嘛……”

当我们离开慧善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家情绪很高涨，一片乌云被我吹散了。我也发现，从此以后，我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有了显著的变化，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也不再只是个有意思的客人，而是被接受为这个家庭的正式一员。

哥哥迪谦

在迪谦的第一封寄到汉堡的信里夹着一张很小的证件照，愚谦看后难过地说：“老天啊，我的哥哥头发都白了。”当他听说他的哥哥又结婚的时候，心情很不安地说：“迪谦的女儿怎么样了？”而我来到北京见到他的哥哥时，奇怪地发现，他的头发是漆黑的，愚谦直截了当地问：“你为什么要染发呢？”我看看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也觉得那黑头发和脸不相称。

“很自然，想显得年轻点嘛！而且大家都染发。”说着迪谦扳着手指头数着那些政府领导人的名字。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像中国这样一个以敬老著称的国家里，老人代表着智慧，可是偏偏那些有重要位置的人把灰白头发染黑，怕被人看出年纪来，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你是一个记者，有必要把头发染黑吗？白发和你的脸相映称，会更增添你的魅力。”我说。

迪谦摇了摇头说：“也许在西方如此，在这里可不是这样。”

迪谦住在北京的东面，一个黑暗的小公寓里。那是一个住宅区，密密麻麻的楼房使他位于底层的小屋透不进阳光来，尤其是这些楼房都没有地下室，使得凉气瘆人，我在那里待了不久就感到两条腿冷得不行了。

“你在这会生病的。”愚谦说，“我马上给你弄块厚地毯来。”

“我不要地毯，到了春天刮风沙怎么办？北京风沙那么大，怎么能保持地毯干净呢？”

“那我再给你买个吸尘器。”

迪谦笑着摆摆手说：“你真是一点没变，还是和过去一样。”

其实人人都知道，关迪谦并没有协助他的弟弟出逃。但是在那时的大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下，谁会来主持正义呢。迪谦被红卫兵关在监狱里后，就被人遗忘了，而且一忘就忘了六年。他的同事们坚决支持为他平反，但是迪谦出狱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跟别人跑的前妻，竟然和她的情人朱传一霸占了迪谦的房子。迪谦每天晚上不得不回到监狱里去住。

迪谦与世无争，用非常平静和宽恕的口气向愚谦叙述起这些往事，愚谦的愤怒和难过已经难以控制了。这兄弟两个是多么不同啊！一个心性直率、难以克制，而另一个则那么温和谦让。这个善良了一辈子的好人、好干部，还再三不准愚谦做出任何粗鲁的举动，不要去对付那些欺负过他的人。他说，算了，没什么意思！迪谦有时候说话是那么地轻，连我都听不太清楚。

“难道你们党没有因为这两个人的卑鄙无耻而给他们处罚？单单是他们对你们人格的诬陷和诽谤就是不可原谅的。”

“这点你就不了解了。”迪谦摆摆手说，“我需要的是安宁，在监狱里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时间，现在我要把它补上，我要多读多想多看看世界。共产党有几千万党员，不能十个手指一样齐。”

迪谦这个小小的公寓收拾得非常干净。他的办公房兼客厅，三层书架上摆满了书，小小的茶几上放着新送给他的彩电，墙的另一角放着两个很舒适的坐椅，套着干净的沙发套。迪谦自平反后又被重新委任为一个党办杂志的总编，退休前几年，还被选为北京记者协会主席。但是他两袖清风，从来没有占国家一点便宜，情愿让自己多吃点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