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我国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配车)。全国各地试水的公车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经济周刊》12月28日）

公车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公车改革的尝试也并非新鲜话题，只是多沦为了形式主义，成为面子工程。譬如“厅局级以下官员取消专车”，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范”，可按规定没有“专车”的官员，依旧乘坐着对应其级别的专属官车，真要被查，也能自圆其说。再譬如按照不同的级别发放车补，正县级多少、副县级多少、正科级多少……等级分明一目了然。从少数人拥有专属公车的权力，到所有在编人员都享有规格高昂的车补，如此车改即便真是“省钱了”，也省得有限。甚至，车补照领公车照坐，耗费的财力比车改前还要高。

不是规范不到位，而是制度难落实。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让渡既得的特权利益，这样的车改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车改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治理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根子就在于，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上级监督下级形同虚设，左手监督右手并不可靠，公车改革要想取得实质性的破题，必须要引入公共监督。而要还原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必须要首先构建起高效运转可监督可监管的透明财政体系。

官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共财政出资购买。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这里：那些违规配车和超标配车，是如何从财政列支资金的？有没有履行严格的财务程序，有没有经过人大的预算审议？

所谓官不在大有权则灵，在“权力财政”的背景下，想要让官员不买专车，又怎么可能？假如公共财政处在阳光下运行，公共资金的每一笔流向全部公开透明，全部接受人大监督和公共监督，官员违规配专车的事儿就会降至最低限度。反过来说，公车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之所以屡屡以失败而告终，就“败”在不透明财政。

构建起透明财政，在管理、预警、审计、监督四位一体的财政运行体系下，包括公车采购在内的一切公务消费都会可控和可监督。在我看来，构建透明财政是推进公车改革的一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再“严厉”的公车规范终归是纸上谈兵——制度的规范和民意的期待，会在无形中被架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