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重庆晨报》12月30日）

不同的地点，雷同的一幕。他人有难，不敢伸手。每一次读到类似的新闻，我们的耳边都会隐隐回荡起南京“彭宇案”的被告彭宇走出法院大门所说的一句话：“再不会这么冲动了。”道德的义举遭遇无良的“诬陷”，所引发的注定是道德的恐惧——极端的个例具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惘到群体的担忧，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行为，看上去成为必然的结果。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道德戕害道德的标本实例终归是少数，相对于13亿人的庞大人口基数，些许的个体无良又算得了什么呢？在笔者看来，日益蔓延开去的不敢伸手的焦灼不安，其实是一种被误导和放大的道德恐惧。与马路讹人相比，河北邯郸那位“我不讹人”的长者以及江苏南京那位“我自己跌倒”的老汉，抑或者那些被扶起后道谢的真诚，似乎都自动被大众忽视。恶的招徕眼球被无形放大，善的短暂闪光却瞬间淹没在群体主义的洪流中。此消彼长之下，扑面而来的似乎全部都成了讹人的堕落气息。

讹人是一种个体道德的沦丧，而在最短时间里被传播、被无限放大的道德恐惧，则以另外一种方式，隐喻着全面退化的群体道德底线。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坐视他人的危难；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就能心安理得地以“遭遇讹人怎么办”为借口围观一个生命的陨落。如果说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还有一些自证清白的底气，那么见义勇为成为稀缺品、冷漠看客俯拾皆是又该作何解释以何为借口？无情而悲哀的事实证明，社会性的道德底线在步步下滑，我们的道德原则一降再降。

社会滚滚向前，中国正在从“熟人社会”大步走向“陌生人社会”。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连伸手扶人都不敢，漠视他人危难于眼前，从一个侧面反衬出涵盖公民精神和公民素质在内的公民契约理性的缺失，也成为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的某种征兆。

显而易见，“围观猝死”背后的契约与道德的两败俱伤，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困扰着我们，鞭策和敲打着我们。进行泛泛的道德倡导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社会信任的纽带，才能实现根本上的道德救赎。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