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已经成年，却还成天赖在家中，啃老爸老妈的老本，这样的人被称为“啃老族”，被“啃”的父母即便有怨言，通常也无可奈何。今后，法律将为这些被啃父母撑腰，对“啃老”的子女说“不”。日前，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开幕，就《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记者发现，跟一审的草案相比，修改稿增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网言网语：

网友：他们为什么会啃老？是因为好吃懒做？还是生活艰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法律是不可以直接参与的，应该回避!人们之所以啃老，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网友：立法禁止向父母伸手要钱，新鲜。

网友：啃与被啃界定起来谈何容易？如果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呢？

网友：啃老是可恨，特别是游手好闲，恶意啃老者。但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子女就业压力太大，特别是城市无业人员，要地没地，要房没房，要工作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可怎么办？

“啃老”需要立法吗？

“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啃老”这种“家务事”，如今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规定，道德、亲情、礼教、人伦方面的东西要用法制去约束，血脉相通父母子女亲情要用律法制约，怎么感觉都不是滋味，我们的社会真的就悲哀到了，要用律法来规定子女常回家看看，子女不许啃老吗？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漠视父母权益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父母子女亲情行为要用律法机械性的规范，道德、亲情成了沉重的话题，孝道的救赎无奈之下要用法律来矫枉过正，法律能否起到改变世道人心，心灵救济孝道作用。

父母和子女之间固有的亲情模式，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下，更适合用道德的方式去调整，法律面对人性的伦理亲情难题，起不到我们想要的作用，最终家庭的事务成了僵局，法律惩罚下让人让亲情倍感心冷。原本家务事在亲情、责任，爱的付出中谅解共识，当法律挤占道德层面，代替父母的怨气，父母子女的亲情维系要用法律对簿公堂裁决对错，感化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剥离亲情加大了双方的不愉快。

说到啃老，社会导向是让年轻人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父母可以帮助，但不能完完全全依赖父母，从内心深处改变生活方式，体谅父母，精神、道德层面有所改变，这是从道德方面去认知去改变，从道德方面去考量这个亲情、伦理的问题，如果用法律来约束，显然有剥离亲情的味道，好像是在鼓动一些父母，把亲情中的怨气对簿公堂来解决，让双方感情在法律下倍感心冷，看似在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实则让单纯的律法来充当道德底线，把伦理亲情推向两难境地。

父母对子女给些经济帮助是啃老，吃父母的喝父母的是啃老，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啃老，清官难断家务事，如何界定啃老？父母对子女的啃老认知，完全取决于父母的心理感受。立法来解决亲情伦理，作用实在是有限得很，更会剥离亲情，无疑会对亲情雪上加霜。啃老需要立法吗？

法律不应在家庭亲情中插一杠

有的年轻人不去找工作，或不努力工作，只知道吃喝玩乐，享受，兜里没钱向父母伸手，的确不应该，也是个令父母烦忧、令左邻右舍不齿的事。但是，啃不啃老，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务事，也是父母与子女两厢情愿的事。父母要有，子女才有得啃，父母没有，子女则没得啃，同时，还要父母愿意让子女啃，子女才有得啃，父母不愿意，子女自然啃不到。

因此，啃老所涉及的是一种家庭教育和伦理问题。说白了，是对孩子的溺爱和纵容。这不仅增加父母的负担，对父母没有好处，对子女的危害也不小，致使子女养成了不劳而获的坏习惯和坐吃山空的秉性。父母能保管子女一生衣食无忧吗？恐怕想得到做不到。事实上，像这样的啃老，完全可以通过家庭说服教育和帮助来解决，不需要也不应动用法律工具来调整。

亲情是靠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来调整的，无法想象用法律工具介入亲情和家庭伦理的后果。事实上，子女啃老，一方面，是子女不孝和不争气的表现，而当下，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规则问题，物价高、物价飞涨，收入少，且涨得慢，立法应着重解决社会及规则问题，使劳动者的收入跟得上物价的涨幅，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法律工具来对付亲情、家庭伦理等道德问题，立法为何要在亲情、家庭伦理道德中间横插一杠？用法律工具惩罚亲情和家庭伦理，情何以堪？

所以，对啃老立法，看似透出关爱老人的浓浓爱意，实则是立法泛化。事实上，法，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应该让道德的归道德、法治的归法治，二者不可不分，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对啃老进行立法，是立法泛化，其结果可能是，子女是否啃老，本身无法求证，也无法量化，更无法执行到位。因为什么情况下算啃老，什么情况下不算啃老，难以界定。退一步说，即便能界定清楚，在实际操作中，能否取到相应的证据，又怎么认定？而有的父母觉得子女啃老无所谓，甚至应该，不去追究责任，岂不出现了严重的法律不公？故而笔者认为，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去做。

立法“禁啃老”前提是物权清晰

“啃老”是否达到侵权，还要看产权人的意思。至于子女要遵守管理老人财产的诚信义务问题，这与中国目前缺乏有效的财产信托制度有关，这恐怕是老年人权益受到伤害最严重之处，超过混口饭吃的“啃老”。

江苏近期有个颇人性化的立法动作，拟在地方法规层级上，宣示性地授予老年人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经济资助的拒绝权。初看这类规定，颇有种“常回家看看”立法风格再回首的感觉，但这次“禁啃老”入法，背后却有强大的法律渊源，宪法和物权法本来就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换成具体群体再次在次级立法中重申，意义当然不同。

依法理，没有产权就没有公平。从产权主体上看，产权关系有“私有”、“共有”或“国家所有”等关系，不论哪一种形式的产权，相对于另一法律实体，所有这些所有权，性质也还是等于“私有”关系，也就受“私权神圣”的保护，任何产权的处分权只属于所有权人。这个法理对家庭财产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属于老人的财产就是老人的财产，无论谁，不论是否为血缘或姻缘尊卑关系，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别人，除非经过合法的产权交易。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发现，这个令老年人感觉受保护倍增的法律，其实早就有之。但这样的“所有权神圣”(我们叫“物权”)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屡遭侵犯，屡被侵犯又屡不知如何维权呢？这与一国法律传统与文化传统及法律观念有关。

中国曾是个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社会，这个社会形态容易催生财产共享的牺牲主义。在个人私产不多，个人拥有私产差别不大时，共享是社会变得更温情的一种存在方式，即便共享了，也不会对牺牲者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会更接受集体所有或国家统有的产权模式。中国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共享传统几乎存续了两千年，表现在家庭财产上，人们总有一种家庭成员的财产不算“私有财产”的错觉，尤其是对待父辈或子女财产时，总会把这些财产归入集体财产(非共有)的关系中。这样的意识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自己独占自己财产的家庭成员，往往被视为不孝或不肖之徒，受到道德的斥责。

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是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市场经济国家，物质基础的变更和个人财富的增加，所有权神圣的价值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几年来，为保自己的房子不被非法拆迁，为捍卫自己的产权，有些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进一步彰显了产权保护需要不断重申的重要性。

“啃老”实质就是子女无偿占有和使用老年人财产的行为，是否达到侵权，还要看产权人的意思，如果老年人同意了这种产权转让，那么，啃老也无法律问题。如果老年人不同意，子女“啃老”，自属侵犯别人财产权行为，自然受法律的惩罚。至于子女要遵守管理老人财产的诚信义务问题，这与中国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的财产信托制度有关，这个问题恐怕是老年人权益受到伤害最严重之处，超过混口饭吃的“啃老”。

对啃老说“不”的制度性焦虑

现如今，家务事似乎越来越“有法可依”了：做儿女的，不常回家看看，违法;啃老，违法。这些法律设计者用心良苦，比如，确实有人不回家看望父母,有人以啃老为能事。

但是，立法者只看到现实的困境，却没有看到子女的困境。以常回家看看为例，做子女的谁不希望沐浴亲情？但在被加班、被全勤有时成了家常便饭，紧凑工作与逼仄休息的双重裹挟下，让做子女的确实很难抽出时间回家，更别说常回家了。再说购票难也是现实难题。当看到孩子收不抵支时，做父母的能忍心不管不问？即便孩子不啃老，父母恐怕也会主动让孩子“啃”。

其实，美国等国同样存在啃老族。日前，新华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家贫困儿童中心研究人员调查发现，由于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等原因，美国18岁至24岁年轻人中52.8%成为啃老族。值得提及的是，为化解啃老族，美国并没有求助于立法，而是多一些制度设计。美国不少理财公司专门开展业务，其对象就是那些需要贷款以渡过难关的啃老族。

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长期啃老确实不值得推举，如果说“傍父母”还是以亲情为基础维系，是社会新人在“心理断乳期”的短暂依赖，那么，“啃父母”则令人心寒。但立法严禁啃老时，能否同时构建制度化平台以解决啃老族的困境，强化社会保障，让啃老族有温情的生存状态？

立法禁“啃老”只能沦为形式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很纳闷：这样的事情还需要法令来规定吗？法令的规定能起多大作用呢？“啃老族”产生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不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法令出台的初衷是好的，也只能沦为形式，不具实际意义。

我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感情为纽带的。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法律法规也很能清晰地界定彼此的责任和义务，并把它付诸实践。对于任何父母来说，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安康，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蚁族、蛋居而不可得、“三百年买不起房子”，都会紧皱眉头甚至泪流满面。有能力的便会主动帮助，没能力的也想着砸锅卖铁资助孩子。反过来想，如果父母的条件也很差，有几个孩子会主动地去啃老、去强行索要财物？

一个朋友在日志里写道：我在上海打工，租住在浦东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六七平方米租金每月800元。为了让父母放心，我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美好，没想到的是父亲出差路过上海，我忐忑不安地把他带到我的蜗居。父亲什么也没说，办完公事就匆匆地回家了，还发来一条短信：“闺女，我回去了，你租那样的房子，我无颜，我就是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也要给你凑齐首付的钱，让你住的房子里能看到阳光。主意已定，劝说无效，祝女儿生活开心。”这应该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情，而我们同时也在为成为了父母的累赘而泪流满面。

在这里，法律法规的能量远远小于感情和社会现实。反过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北京房山法院窦店法庭，一奶同胞，姐弟六人，为“谁孝顺老人”，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而老人的诉求很简单，子女每周至少保证探望一次。老人称，自己不缺钱，有退休金和医保，但就是孤独寂寞。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样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活只能陷入无休止的加班、交际之中，或是漂泊在异地求生，对一些人来说，每年回家一次都不可得。

啃老族的形成，有着个人、父母、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样社会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广，父母“常回家看看”的要求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这样的社会阵痛，不是一两部所谓的法律法规能够解决的。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对于成年人来说，不啃老、常回家看看，都是一些应该恪守的底线，在法律方面也是适用的。只是现实给了道德和法律一记闷棍，让老人和子女一起沦陷，在道德里，在情感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反而只用纸上的条文来限制，这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