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

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的农民工样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艰难的“漂”一族，背负着时代变迁、身份转换重负的这样一个人数越来越庞大的新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与诉求，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该漠视，而必须认真倾听、严肃对待的。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公平，更关乎国家的未来。

保安员、保洁工、快递员、卖串串香的小贩、建筑工地绿化员、街头兜售手机的游商、做凉皮和刨冰的店员、汽车贴膜小工、胡辣汤小摊摊主……

看到以上打着“农民工”烙印的职业时，你可能无法想象，他们正是记者在重庆、河南、浙江三省（市）所调查的一批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他们被赋予这样的称谓：“大学生农民工”。

——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大专以上学历，同时他们也拥有农村户籍、农村土地（或来自失地农民家庭），过着城乡两栖的生活。

——岗位不稳定、领取微薄的薪水，他们“漂”在一个个更需要体力的工作中，渐渐淡忘了所学专业知识。

——带着厚实的梦想，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走出了校门却走不进城市。

因为担心伤害这些年轻人的自尊心，记者在采访时曾小心翼翼问他们：“可不可以称你们为大学生农民工？”绝大多数人的回答直截了当：“现在的我们就是农民工啊。”

一个庞大的群体：“论知识是大学生，讲身份是农民工”

在重庆市白马凼公交车站附近，有一个隐没在高楼大厦中的城中村。这里的路面裸露着拳头般大小的石头，坑坑洼洼的街道污水横流。农民工和大学生农民工混居在一起，达数千人。

冬季的重庆阴冷潮湿。24岁的姚明和5名室友，挤在城中村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民房中，高低床、水泥地，袜子的臭味弥漫着，隔壁居住着一对农民工夫妇。来自陕西省高陵县药惠乡麦张村的姚明，2010年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电控学院，在重庆颐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纯水机售后服务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抽烟6元、早餐1.5元、车费4元、午餐6元、晚餐5元，我一个月至少需要700元生活费，剩不下多少钱”。

姚明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他告诉记者：“没有房子没有家，迁户入城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农村有块地。”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农民工居住在这里？姚明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像上千颗沙粒，渗透在农民工聚居区，渐渐地和农民工融为一体。仅从外表，难以分辨。”

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农民工混居区，比如在郑州，他们就主要聚集在北环柳林、庙李、城北一带的城乡接合部。

大学生农民工这个新群体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没有来自劳动、农业、教育等部门的统计。重庆市团委最近的一次500份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显示，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为24.2%。

两栖的生存方式：“岗位在城市，保障在农村”

周勇是重庆龙湖南苑小区的一名服务专员，居民在请他刷卡开门时，习惯称他“保安”。当记者得知这名保安毕业于一所211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本科，拥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还能够用日语读写、对话时，惊讶之余深感知识与职业的错位。

周勇563分的高考成绩，曾在家乡重庆巫山县建坪乡中伙村引起轰动。四年后，得知周勇毕业后只找到一份月收入一千多元的保安工作，他60多岁的父亲走出家门，砌墙、修水塘，挣了上万元，帮他偿还了助学贷款。

“父亲给我还贷款时，怕我伤心，扯谎说是借的。那一刻，我真感到自己太没用了。”周勇说这话时，努力保持表情平静，“天冷了，我连一副手套都不舍得买。农村大学生背着助学贷款走出校门，在城里打拼是从负数开始的！能成功吗？我家幸亏在农村还有地，最近我与一位大学同学正合计着回家乡办一个养鸡场。那份以前看不上眼的土地，也许是我以后的保障。”

记者在重庆、河南、浙江等地调查采访的近百名大学生农民工，90%是农民工的后代。他们的父兄多为建筑工、粉刷工、爆破工、木工、石匠，母亲多为家政、餐饮服务人员；他们年少时是留守儿童，长大后怀揣“跳出农门”的灿烂梦想走进大学，可走出校门时，发现那梦想不过是一串五颜六色的肥皂泡——自己的收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还比不上仍在打工的父母、兄弟。

杨晏琼毕业于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专业，毕业后被父亲要求跟他在建筑工地学习墙体粉刷——这个故事真实得有些残酷，但在收入对比面前却很现实。杨晏琼对记者说，她和父亲同在重庆的建筑工地打工，她月收入1500元，而且今后涨幅有限，父亲日薪150元，是她的三倍。

记者在河南、重庆调查发现，大学生农民工的月薪在1200元至2500元之间，浙江稍高一些。曾几何时，“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农家孩子的最大梦想。但在农村大学生于城市落脚越来越难的社会背景下，与普通新生代农民工相类比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绝大部分大学生农民工不再愿意迁出农村户口，放弃农村土地权益，这被他们视为最后一道保障线。

在郑州当户外运动自由教练的李兴华，户口就在河南渑池农村老家，他说：“农村户口不光有块地，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比如我2009年添了孩子，生小孩时花了1700多元，新农合报销了900多元。还有，给小孩买药，能省出一大半钱。将来，我即使有钱在郑州买房，户口也不一定改。因为漂在城市里，我什么福利也没有。”

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过着“岗位在城市，保障在农村”“平时在城市，过年回农村”的生活，游荡在城乡之间的生存状态，与普通农民工显现出趋同性。每一次面对他们青春的面孔，都让人感到他们对未来充满迷茫：我们到底属于城市，还是属于农村？

留在城市，才有机会

元月十五日，河南叶县一个小村里，鞭炮和唢呐声透过寒气传来暖意，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的樊自举和毕业于新乡学院的小李在这里举行婚礼。

2008年，学了5年动物医学专业的樊自举走出校门，却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近半年来，他在郑州城中村街上摆摊卖小商品，一天挣个三五十元；加上在补习学校代课的小李一月千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樊自举说：“过了春节，还得回来，留在城市，才有机会。”

和樊自举同租一套房子的，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李太白。近半年来，李太白靠批发“山寨手机”，沿街推销维持生计。

来自贵州农村的小熊研究生毕业已半年多了，还借住在浙江大学学生宿舍里。毕业时，他本想去贵州省烟草公司，可竞争激烈，连第二轮复试都没有进。至今，小熊没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他给一家策划公司帮工，同时零零散散地做一些杂活，如给考研辅导班带课、当家教、帮老师监考等。

小熊无奈地说：“我找的工作，都是学校期间一些事情的延续，或与学校时的人脉有关，比如有的是老师或师兄、师姐临时找我帮忙，有的是勤工俭学时积累的资源，这样的工作只能暂时作为生活来源，不长久，也不正式。”

“农村回不去，城里容不下。”已从郑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毕业10年的李彦辉这样描述自己的境况。一直怀揣理想在郑州打拼的他，当过推销员、调酒师、卖过刨冰、凉皮，开过加盟店，可现在，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2007年，一位安阳师专毕业也在郑州打工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结婚生子后才感觉到，在城市，我们无力支撑一个家，只能让妻子带着小孩先回内黄县农村老家。”

谁能告诉我，社会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晏子发2008年大学毕业后，已在广西、江西、浙江的4家单位工作过，有时工资仅比扫地的工人高一点。对比两位小学都没毕业的哥哥，他觉得非常失意。

“大哥在南昌市是灌煤气的，他20多岁到南昌，唯一的本领就是扛煤气罐，靠勤劳在南昌买了房子；二哥做木工的，收入稳定，月收入3000元～4000元，连他的一个徒弟现在都月收入3500元。”

晏子发说：“对比两个哥哥，我常常夜里睡不着觉，反复思考学知识有什么用。我在想，我们这些人虽然有文化，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很小，不如一个扫大街的。”

重庆一位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冯青青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说：“我们处境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不需要我们吧，因为只有社会需要你，你才会被重视。并不是读了大学社会一定就需要你。”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不被社会需要的挫败感，笼罩着许多大学生农民工。

学了5年的动物医学专业，李太白跨出校门时充满理想——河南是农业大省，畜牧业前景光明，他觉得自己能一展身手。

他先是进了郑州一家兽药公司，在东北跑市场半年，又到江苏干了半年。可他慢慢发现，这种工作名义上是给养殖户服务，实际就是千方百计卖药，根本发挥不了专业特长。

离开兽药公司，他进入一家全国知名的畜牧业龙头企业，被分到集团下属的一家生猪养殖场。李太白说，在猪场里，我除了给猪看病、喂猪、捉猪、抬死猪，什么活都得干，像小工，可一个月才1500元工资。累也不怕，关键是封闭在猪场里不让出来，跟蹲监狱差不多。公司名义上规定，在猪场呆两个月，可以出来休息6天，可一批猪出栏期3个月，又是包干制，根本出不来。10个月后，我跳槽到这家集团新设立的饲料公司。

乍一看，饲料公司工资怪高，每月打到卡上4000多元，但差旅费包干，每个月挣4000多元，有时要花出去5000多元。就这样，李太白还是选择坚持。后来，饲料公司倒闭了，集团让他们重新定岗。李太白说：“好岗位得靠关系，我们没关系的，只有下车间。屠宰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只能挣800多元，我只有选择离开。”

李太白说：“我为啥落到沿街卖手机的地步？主要是专业用不上，可能是饱和了，社会不需要了。”李太白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准备过完春节，把农村老家的爸妈、妹妹接来，在郑州“城中村”开一家胡辣汤店，赚了钱后再开饭馆。

李凤兰的家在重庆长寿区农村，父亲在长寿区的工地上拉石头，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李凤兰领到的工资，最低每月1000元，最高一个月2000元。虽然已经历三个工作岗位，但李凤兰和父亲一样：“没签过一份用工合同，没得到一次体检的机会，没买过任何保险。”

“我不会像父亲那样，为了生计向工头妥协。”李凤兰说。在得知公司有“转正期满前一天辞退新员工”的潜规则时，她静静收拾好文件夹、整理完桌上的报纸与书籍，主动在转正前一天辞职，然后跑到附近的体育馆独自痛哭。

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李兴华已漂了6年，远离专业的他现在的职业是户外运动自由教练，他困惑地说：“谁能告诉我，社会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现实虽残酷 未来却美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给大学生农民工描摹一个准确的画像、归纳一个统一的看法很困难，因为在城市市民、农民工、企业家等人群眼中，他们有着不同的侧面。但有一点，人们的认识是共同的——他们有着美好的未来，也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在大多数人看来，大学生农民工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浙江省农业厅经济管理处处长童日晖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和社会精英变为普通劳动者。而在这一过程中，更让社会困惑、让大学生农民工感到不公的是，现在除名校研究生和博士生外，大学生就业存在着身份决定命运的现象，农村身份决定了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的农民工身份。

在重庆嘉轩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记者给重庆市工商大学本科毕业生晏远刚和他初中毕业的工友李林照了合影，两人最大的差别是晏远刚脸上的那副眼镜。

晏远刚十分感慨，大学同学中凡是家里有关系的，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有的到事业单位做文员，有的到效益好的国企。“我本来已经农转非，现在又变成了农民工，没有关系就只能从头开始。”

尽管就业遭遇不公，尽管目前处境艰难，大部分大学生农民工依然觉得未来值得期待。实际上，社会公众中的大部分人也持同样观点。

重庆从砖工逐渐成长为公司高管的黄玉健说，大学生农民工心态一定要稳定，看事情眼光要长远，实际上许多事情只要认真去干，凭他们的学识水平一定能干好。比如说建筑工地上的工程预算员，如果取得了造价员证、造价工程师证，再有7年到8年的工作经验，年薪就能达到十几万元。

重庆新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杰告诉记者，公司招收的100多个大学生农民工现在刚刚走上绿化员、客户服务专员等工作岗位。表面上和农民工相似，但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强，工作中表现出了智商高和情商高的特点，经常提出优化物业管理流程的好建议。更让人看重的是，他们有很强的管理能力，这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没有的。

大学生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生产一线，让企业管理者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希望”。重庆嘉轩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说，国外很多著名的大企业，有两个宝贝，一个是技术创新带头人，另一个就是大批成熟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学生农民工走到生产一线去，将大大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他强调说：“只要这些年轻人与企业一起同心同力地进步，他们的未来肯定很美好！”

青春之殇，社会之痛

记者采访到的大学生农民工中，90%以上户口都转回了农村。李彦辉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失业3个月以上，可以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领取救济金，可我不知到哪儿领，再说也没脸回农村从乡亲们的碗里剜食。”

在现实之痛中，很多大学生首先反思的是教育制度。晏子发说：“我认为大学应教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东西，尤其要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就业分开：搞研究的就搞研究；学技术的就学技术，投入社会，马上就能为这个社会所用，马上就可以产生价值。”

毕业于西南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现在重庆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周勇说：“大学毕业后，才发现学的东西社会根本不需要。父辈那么辛苦供我们上大学，他们被骗了。”

郑州科技学院院长秦小刚说：“农村大学生面临的困境中，首要的是岗位问题，社会提供不了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岗位。虽然国家强调科技创新，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企业的科技含量、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对等的。用人单位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情况揭示出背后的一个重要现实，目前我国的整个经济结构，还是以吃‘人口红利’为主。”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说：“大学生农民工身上反映出的问题，主要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重烙印。在乡村享受不到城里的资源，在城里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他们只能靠个体的力量改变命运。在城乡分割的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潜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摆布着他们的命运。这个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一旦这样一批掌握知识的人被生活压倒，将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 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