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的狄仁杰以治理国家留名，之所以被塑造成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完全得益于《狄公案》这样的小说。其实，中国古代的断案奇才们真是太多了，这些文官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参加的是科举考试，没有受过任何刑侦教育，却人人都是狄仁杰。

有一个案例相信很多人都觉得眼熟：某人被杀，找不到凶手，审案的官员抓来死者的妻子或不相关的人，放走时派人跟踪，见有人上前询问案情便抓起来，必是凶手无疑。这个案例在很多公案小说里出现过，但始作俑者是谁？

以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是陆云，西晋文学家。《晋书》载：他做浚仪县令时，一人被杀，找不出凶手，陆云就把死者的妻子抓进县衙扣了十多天才放出去，然后派人秘密跟踪，说：“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果然将奸夫淫妇一并抓获。人问其故，说：“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

此后，唐代的李杰、宋代的元绛、庄遵有过相同的案例，唐代的蒋恒、张松寿有过相似的案例(他俩是把不相干的人抓起来)。后世官员们肯定都读过《晋书》，但还真不能说他们就是学陆云。

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但运用得却相当熟练。比如下面的几个故事。

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发生盗窃案，抓住几个嫌疑人，谁都不承认。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陈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祭祀完毕，用帷幕将钟遮好，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过了很久，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正是此人。

与之相似，南宋刘宰作泰兴县令时，有一富户丢失了金钗，在场只有两个女仆，于是将她们送到官府，二人都喊冤枉。刘宰令两人各拿一根芦苇，说没偷金钗的明天芦苇还是这样子，偷金钗的明天芦苇将长长二寸。可想而知，第二天，偷金钗的那个人的芦苇被去掉二寸。

清朝的杨文乾任曹州知州时，有五个人同住，其中一人丢失了金子，向官府控告其他四个人。杨文乾让他们坐在大堂上，看了很久，说：“吾已得盗金者，非盗者去。”一人马上站起要走，左右当即将他捉住，果然就是那个偷金的人。

这就是犯罪心理学。

如果明知道某人有罪却苦于没有证据怎么办？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就创造证据，《历史纵横》曾经刊登过这么一篇文章，写的是晚唐江阴县令赵和断案的事迹。这并不是孤例。

还是前面那位刘宰，他做泰兴县令时，邻县有人在本县租过一头牛，并趁牛主家办丧事的机会偷走了租约，这样出租人就没有证据要回牛了。牛主的儿子告了十年，但都因为没有租约，又涉及邻县，官府一直没有处理。刘宰上任后，牛主的儿子又来告状，刘宰说：“牛失十载，安得一旦复之。”他找来两个乞丐，要他们承认曾偷牛倒卖，押着他俩到租牛人家，指认租牛人买了他们偷来的牛。租牛人说：“吾牛因某氏所租。”乞丐一口咬定这是他们偷来的牛。租牛人急了，把契约拿出来证明牛是租的。差人把双方带回县衙，大堂之上，租牛人这才明白中了计，只好把牛还给原主。

元代的胡长孺做宁海县主簿时，永嘉县有个弟弟把珍珠步摇抵押给哥哥，等他去赎时，嫂子因为喜欢，就骗他说被偷了，弟弟告了多次也没有结果，于是到宁海县去找胡长孺。胡长孺借口他不是本县居民将他赶了出去。不久，审理一起盗窃案，胡长孺教盗贼诬告哥哥拿了偷来的步摇，把他抓到官府来。哥哥当然不承认，胡长孺说你家确有一个步摇，怎么能说是被人诬告呢。哥哥说：“有固有之，乃弟所质者。”于是物归原主。

这种断案方法对付当今的赖账者是否也有用呢？

不仅上面这些，诸如什么打簸箕、撕口袋、审茄子、问黄瓜，总之，人人都是狄仁杰。他们没有什么出奇的刑侦手段，却能如电光火石一般，找出案件的真相。除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之外，还有一颗爱民之心，应该就是他们神奇的根源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

马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