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一组组长刘刚以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宋子文，便向唐腴胪开枪，其他组员也随之向唐开枪。

宋子文的卫士当场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避在一根大柱后面。

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向出口。

常玉清一伙，见枪战突起，如坠云雾之中，迷惑起来。但他们突然发现宋子文就在不远处，与他并肩走的人也身穿西服，但手中拿着大黑皮包，个子略矮，便认为必是重光葵无疑，遂发出“目标已达”的信号。所以，枪战开始后，他们也瞄准了唐腴胪，连连开枪。

可怜唐腴胪，小小一个秘书，既成了重光葵公使的替身，又代表宋子文部长领死。他到底是先丧命于王亚樵之手，还是死于常玉清的手下，如此谁也无法说清，只能是千古悬案了。

常清玉见“目标”已死，示意迅速撤退。此时，王亚樵手下的孙凤鸣也误以为宋子文已丧命，遂甩烟幕弹，让人马安全撤出。在孙凤鸣的烟幕弹的无意掩护下，常玉清一伙烟幕弹没扔，也安全撤走。走的当儿，他们乘着混乱丢下了栽赃物。后来，在排除栽赃物时，炸弹爆炸，还伤了三四个人。

混战过后，常玉清想不到这次行动如此顺利圆满。王亚樵一行也安全无虑，认为宋子文已死无疑。郑抱真则后悔不已，以为重光葵必死，日本将借此发动战争，他们将成为民族罪人了。待常玉清奔到虹口东华纱厂内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以后，才知道击中的原来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才明白有人要杀宋子文。田中隆吉不但不付给事先答应好的二万，而且还要找麻烦。常玉清连忙保证，再寻机会谋划。1932年1月18日，常玉清带领三个门徒，化装成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对五名日本和尚饱以老拳，并将其中的莲宗和尚打死，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对刺重光葵一案进行补救，为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制造了口舌。

唐腴胪是宋子文极其信任的随身秘书，时年三十岁，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不久，正值新婚燕尔，新娘美丽无比，尚未品足人生快事之乐趣，便遭此横祸。

王亚樵得知内情，直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不事先通知他事情的变故，并一直以为唐腴胪是自己人误击，对唐之死，深感不安。

半个月后，唐腴胪的新寡之妻正在家里看着唐的遗像愣神，一个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你是唐太太吗？”

唐妻点了点头。

“对唐先生的不幸，我深表遗憾。这是两千块钱，请你收下，略表一下我的心意。”

“这——我不认识你呀？”

“不要问了，我走了。”说完，那汉子转身疾步而去。

这个汉子就是王亚樵。

宋子文对这次风险内情一直不清楚。他不相信是王亚樵的斧头党所为，哪有那么傻的？自己作案，自己留下证据？他坚信是广州方面的对手干的。因为事前，老是有人警告他，广州方面将对他不利。以后的岁月里，只要出门，他都异常小心。谈到这件事情，他常常不由地浑身发抖。

而侥幸身免的重光葵事后很快知道了刺杀是向他来的，但他并不完全清楚，因为王亚樵这一层，他当时是不清楚的。他曾怀着“替我受难”的感激之情，去看望宋子文，又去唐府进行了慰问。当然，他没有告诉宋子文事情的真相，在那个时代，他的脑袋不允许他这样做。

积年数件要案并破，且皆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闻报，大怒。严令戴笠和上海军警机关合作，限期将王亚樵缉拿归案。

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戴笠是知道的，要追捕他，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戴笠不敢掉以轻心，亲自率领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缉捕王亚樵。

“王亚樵是日本人的大爷”

戴笠到了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处住所，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进行搜捕，结果全部扑空。

这一着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

戴笠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的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就束手就擒的。

王亚樵离开“司令”位置不久，继续领导起“铁血抗日锄奸团”的活动。

王亚樵亲自率众出击，针对汉奸、卖国贼、日本人开展暗杀、爆炸、绑架等活动。他们的动作十分诡秘，行无定踪，谁也无法捉摸王亚樵的行动规律。凡是日军驻上海的机关，不管大小，他都光顾，只要顺手白天杀、夜里也杀；躲在楼内的杀；走在大街上的杀；搂着老婆睡觉的也杀。就这样马不停蹄地杀，把日本人和汉奸杀得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