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做贼心虚，规定“祝捷”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兄弟俩商议一晚上，决定请朝鲜人动手。他们选中住在霞飞路宝康里40号的朝鲜独立党党员安昌浩担此重任。

当王亚樵向安昌浩等人提出用炸弹谋炸白川时，这帮朝鲜义士当即应允。安昌浩说：“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为了对付日本人，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大家商定，采用定时炸弹。王亚樵对安昌浩说：“你们请放心，炸弹和所需要的费用由我来负责。”

次日，王亚樵即派王述樵送去两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了四万元的活动经费。

安昌浩接到炸弹和钱后，连夜在他的寓所召集尹奉吉、金天山、李东海等人开会，商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结果，他们将两枚炸弹分别放在特制的水瓶与饭盒里，由尹奉吉和李东海扮成一对日本情侣，预先到虹口公园侦察了大会检阅台的位置，并选定了在左台十米处投弹的地点。

一切准备就绪后，暗杀执行人尹奉吉和李东海在其组织“爱国团”团旗前庄严宣誓： “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粉身碎骨，誓杀日酋。”

4月29日清早，细雨蒙蒙，虹口公园从门口到深处，到处都是林立的岗哨，戒备十分森严。

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干粮、水瓶等纷纷向会场集中，那些日本侨民个个眉飞色舞，为自己身处异乡之族却能在古老的华夏招摇过市而沾沾自喜。

安昌浩亲自开车送尹奉吉和李东海来到公园。

按原定计划，尹奉吉是和李东海用打情骂俏的方式混进会场的。但到了门前，他们发现公园内外的戒备较他们想象的要严得多。李东海体质很弱，举事后若不能脱身，会坏大事，安昌浩果断改变计划，由尹奉吉只身一人进入，李东海则在园外接应。

上午8时，二十四岁的尹奉吉身穿和服，提着有炸弹的大热水瓶，肩挎方便饭盒，同安昌杰、金天山一道，挤在日侨中昂首走进会场。安、金二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则大摇大摆地各处观看，等到11时左右才挤到预先选定的位置，带着热水瓶径直走到讲台前面，顺手把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里已陆陆续续地坐满了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员也在这台上依次入座。

约在11时40分，日军头目演说完毕，全场齐唱日本国歌。就在侵略者们忘乎所以之时，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定时炸弹的开关扭开，随即悄悄地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遥看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即离开会场。

两分钟后，讲台突然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着这声巨响，讲台猛塌，血肉横飞，白川大将被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手下人立刻把他送到医院，但他被炸得太狠了，尽管医生们千方百计，还是未能挽救他的性命。第四天，白川义则带着万分的痛苦与无奈，死在了医院里。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

日本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被摔下讲台七窍出血而亡。

其他十几个日本人死的死、伤的伤。

当时，台上、台下哭声、惊叫声响成一片，白川的“祝捷”大会成了哭丧大会。消息传来，大快人心，上海人民奔走相告，中国人民奔走相告。

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

白川被杀，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为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强烈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蒋介石立刻命令戴笠，查询这次谋杀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几番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

“王亚樵？”蒋介石迟疑了一下，“真的是他，你有没有搞错？”

“报告校长，我已经亲自调查过，的确是王亚樵干的。”

蒋介石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以前向我推荐过他，我没愿用他，看来，是一个失策，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蒋介石想，要是有了王亚樵，那些与自己作对的人，就会被一个一个地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