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夫

汉语本就以精练见长，善用者往往能言简意赅，其造诣深者又尤喜用“一字诀”来表达，惜墨如金，却内容丰富，只着一字，又尽得风流。

《三国演义》在四十六回记，瑜邀孔明入帐共饮。瑜曰：“某昨观曹操水寨，极是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思得一计，不知可否。先生幸为我一决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孔明掌中，都是一个“火”字。千古闻名的火烧赤壁就从这一个“火”字开始。

东晋孝武帝期间，大军阀桓温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他久有不臣之心，一直未能如愿，就想先给自己加九锡，然后再当皇帝。没想到，他染病在身，就更急不可耐地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朝廷几个重臣在讨论这件事时，谢安就说了一个字：拖!于是，一面告诉桓温正在给他准备，一面故意拖延。礼文记室袁宏起草了加九锡礼文，文采甚美，但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谢安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病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不久桓温便病故了，如此，加九锡的事自然不了了之，他想“遗臭万年”也没了机会。

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喜欢用“一字诀”，他教育子女，常用“勤”、“俭”、“谦”三个字；又常告诫子女，最忌“奢”、“傲”。对弟子，曾国藩则主要训之一个“诚”字。《庚子西狩丛谈》记，李鸿章调到北洋接替曾国藩时，曾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答道：“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籍隶合肥的李鸿章想用他家乡的青皮流氓的浑办法来对付洋人。但曾国藩的头脑还是清楚的，知道洋人不会吃这一套，所以主张还是应当老老实实，凭实力讲话。所以，他告诫李鸿章：“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被人称为语言天才的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文化，孙中山称其英文为“中国第一”，其国学造诣也极深。他的才学不仅为蔡元培、李大钊等所推崇，也为托尔斯泰、毛姆、泰戈尔等国外文学大师所称道，甚至在国外社会流传“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有人向他请教学习外语的秘诀，他说无非就一个字：背。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都能倒背如流。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一次宴请时，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少十二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让毛泽东看，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后来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十分感念地说：还是老朋友关心我们呀!这个事让毛泽东记了几十年，一直念念不忘。

摘自《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