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后，林玉姣生下一个男孩。她原本想毕业之后，带孩子从美国回来的，但后来，王亚樵死了，她便断了回国的念头。

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林玉姣的儿子已成为旧金山唐人街上最了不起的黑手党头子。后来在一次与别的家族争夺毒品市场的交战中，他被一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枪手杀害。

林玉姣活了80多岁，1992年5月，在纽约的一家养老院死去。

生前，她向美国女作家弗雷特·安娜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王亚樵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与共产党的交情

戴笠的美女行动计划没有奏效，蒋介石把戴笠找了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因为有人向他报告，王亚樵已和共产党搅到一起了。

对于王亚樵的反蒋、抗日行动，共产党表示赞赏，因而是把王亚樵当做可争取的朋友的。

1931年，上海地下党人陈惘子找到王亚樵手下的大将华克之说：“家里(指党组织)有个难题，拟请你们帮忙。”接着，他说明了所谓难题的内容。

原来，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印刷业一致同意，告诫所有的员工，两个租界当局和南京政府合作，在夜间突击检查所有的印刷厂，如有偷印共产党的《红旗》和其他亲共刊物者，一律查封，没收其财产。参与的员工，一律由两个高等法院依法惩处。结果，《红旗》没法印了。

共产党中央认为，《红旗》停刊，喉舌断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上海党组织指示陈惘子，先找华克之商量办法，然后向王亚樵求援，自办或顶进一个印刷厂，自己印刷《红旗》，不受敌人牵制。

陈惘子当时二十多岁，多次参加学生运动，思维敏捷，言语犀利，王亚樵十分欣赏，常在经济上接济他，但他与华克之系宝应同乡，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对华克之说：“我毕竟年轻，虽然承王厚爱，常予照顾，但忽然伸手要他出这笔大钱，而且一定条件之下，还要承担政治责任。自省和他关系不够，一旦拒绝，势必影响其他的往来。我思来想去，还是请老兄独任艰巨，比较有把握，进退适宜。”

华克之觉得陈惘子说得有道理，便一口答应。当天晚上，他约请王亚樵一起去郑抱真家吃晚饭。

王亚樵手下的一帮得力干将，一向情同手足，与反蒋有关的事，从不用拐弯抹角。

所以，在饭桌上，华克之单刀直入，谈了这件事：“惘子的老板(指组织)要惘子带一个信给我们，现在全上海的印刷厂老板都接到捕房通知，全沪禁印《红旗》，如果突击查出来，财产充公，人要判罪。《红旗》是中央的喉舌，革命家指路的明灯，万不能停刊。高级领导方面，深知先生慷慨好义，见善勇为。这次，我为他们向先生求援，希望送给他们一个印刷厂，规模不论大小，能印《红旗》即行……”

王亚樵生性豪爽，爱憎分明，凡是反蒋抗日的人，他都视为朋友，更何况共产党这个反蒋抗日最坚决的组织呢？未等华克之把话说完，立即回答说：“现在一个钱也没有。”华克之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子。他又继续说：“我虽非文化分子，只有一份《上海闷葫芦报》要印，但在共产党方面，宣传是一件大事。我在三天以内作具体答复，总不至于使他失望，可惜，我的能力有限，三天以后，仍在此地晚餐作复。”

华克之这才放下心来。

三天后，当华克之走进郑家客厅时，王亚樵早已坐那里恭候了。未及数语，即掏出一张上海商业银行的支票来，数额7500元，上面是英文签字。

华克之暗忖，王亚樵不懂英文，这支票显然不是他的。为了这笔钱，不知道他又去求了哪些人。

支票当晚递到了陈惘子的手里。

组织上用这笔钱，顶下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1号、2号上下两层的房子，19个工人的旧印刷厂一座，顶费恰好7500元。

紧接着，对房子进行了装潢、油漆，并添置设备。这一切又需要2500元。王亚樵知道后，立刻又设法筹到了这笔款子。“索性凑了一万元的整数吧。”

不到一个月，一家新的印刷厂——公道印刷厂重新开业了。

陈惘子和华克之曾一起邀请王亚樵去参观，王亚樵说：“不必了，我无须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我只希望那些到处乱转的狗子(暗探)也不知道。祝它长寿！”

公道印刷厂的19个人中，有三个党员，都是印刷工人。新经理是一个住在中国的朝鲜人，姓郑，名东悟，和陈惘子、华克之都是好朋友，他的思想正在急骤地从克鲁泡特金主义向马列主义转变。他的觉悟，还是可以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