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印刷厂来之不易，组织上命令那三位党员工人同志对它特别加以爱护，只印《红旗》及党中央批准的东西，其余是印刷社会上一般的文件。印《红旗》时，多在半夜，外边派人巡逻，印后所有的纸版立即作废，以免疏虞。

约莫半年左右，蒋帮及捕房见到《红旗》又出现，十分紧张，马上加强突击检查。

三位工人党员中的一位同志在印刷一份中央机要文件后，爱不忍释，将纸版收藏，大概是准备复制的。就在这期间，遭到法租界捕房夜半检查，查出这个纸版，立即将经理及大半数工人逮捕监禁，该厂立即查封。

次日晨，华克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与惘子商量，先找律师彭希民进捕房调查内容，初闻情节严重，将由法院处理云云。随后，陈惘子和华克之派人访问被捕人员家属，告诉他们不知是谁抵触了法律，牵连大家，麻烦经理。经过说明，大家平静下来。

花了些钱上下打点，半数来自王亚樵，半数是华克之陆陆续续筹得的。由于律师对捕房熟悉，一个月后大多数工人释放了，少数嫌疑较重的留在捕房里边。

不久，又得律师的回答，厂是封定了，一切动产充公，因此，用项越来越困难了。所幸有几个比较聪明的工人，把后门弄开，将那些钢模、钻字和铸字机偷了出来，卖了些作了十几个工人的遣散费。

由于多方打通关节，关键人士运用得法，经理和那三位共产党员不久也被释放出来了。那剩下的设备都被捕房草草处理了。

一颗人头给沈醉当早餐

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在于恫吓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但效果恰恰相反，宋庆龄仍然积极主持“同盟”的活动，揭露蒋的独裁统治。

在无奈的恼怒之下，蒋介石交代戴笠要继续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

为了加强上海的特务力量，戴笠将其手下得力干将沈醉提拔为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上任之初，戴笠就特别交代，除了对付日军和共产党，上海情报组还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要严密监视宋庆龄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二是要除掉王亚樵。

沈醉在戴笠亲手培植起来的特务中，以其聪明灵活、枪法准确和特工手段全面而备受戴笠器重。他当上情报组组长后，专门派了六名小特务，成天在租界内游荡，把寻找王亚樵当做一项长期的任务。

戴笠曾命令沈醉，一定要设法派人打进宋庆龄的住所。沈醉领命后，立刻派了一名女特务去和宋家的女佣往来。因为沈醉明白，女人交友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为了对一件衣服有共同的评价，就能一见如故。

这名女特务在菜场很快便与宋家女佣搭讪上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女佣就不再搭理女特务了，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女特务的身份。

原来，是王亚樵摸清了女特务的身份，打电话向宋公馆进行了说明。

这次没有成功，沈醉又想了一个办法。那位女特务在与宋家女佣接触时，得知她刚与流氓丈夫离婚，沈醉就派了一名脸蛋儿漂亮、年轻的男特务去勾引那位女佣。

女佣并不知道这位潇洒的男子是特务，见他殷勤，终于上钩。很快，二人火热起来。这位男特务接受了教训，表面上从来不打听宋家的情况，以图长久之计。谁知还没容他进一步行动，宋家女佣便拒绝与他来往了。

女佣的拒绝，使男特务莫名其妙，也使沈醉莫名其妙。一调查，又是王亚樵捣的鬼。

沈醉一连失手，皆因王亚樵，恨不得生吃了王。虽然王亚樵在上海的处境很艰难，活动大受限制，但要想抓到他，还是十分困难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沈醉找到戴笠，两人一合计，觉得从内部收买人，暗算王亚樵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应继续实行。

王亚樵的同乡柏藏香，已经向戴笠提供过情报，但他的手下却没有抓住王亚樵。此时，戴笠又找到柏，要他利用同乡关系，与王亚樵的不少部下熟悉的这一优势，收买他手下的人。

由于风声日紧，王亚樵的行踪也越发诡秘了，他的三位妻子中，除了最受宠信的王亚瑛能准确知道他的住处外，其他的妻子和司机都很难知道他的住处。他常常是前门入，后门出，一夜转几个秘密住所。

1933年夏，王亚樵在上海居住的密点只剩下赫德里王亚瑛的住处没有被发现。但戴笠通过陈立新的多方打听和手下人对王亚樵亲信人员的多次跟踪，终于确定赫德里有一处密点。于是，他通过警察局对这一带的住家逐户进行秘密调查，终于很快清楚确切地址。

戴笠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而是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在周围撒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钻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