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 西安半月记 》交了出去。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钩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

支持蒋介石发表了《 最后关头 》一文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 西安半月记 》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不久就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返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 西安半月记 》，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牯岭路12号，陈布雷首先去觐见。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陈布雷很想一见周的风采。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这对庐山谈话会不能不产生影响。

7月16日，举行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到达会场，由汪主持会议。

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话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蒋介石这次发言，颇得名流赞赏。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汪精卫那样，讲得模模糊糊、不死不活了。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道：“……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继又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蒋介石讲完话，便回南京去了。陈布雷留在庐山。第二期谈话会是在7月28日开幕的，陈布雷再也待不住了，带着王允默回到南京。陈布雷对王允默说：“战事将不可避免，你还是回乡下去吧，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8月初，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特别是写《告空军将士书》，虽然只有两千余宇，竟花了16个小时才写成。他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介石留置不报。陈布雷再上书：“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我知道。这样吧，我叫周佛海来任副主任，作你的助手。把李惟果也调入侍从室二处。军委会再扩大编制，设秘书厅，张岳军任秘书长，你任副秘书长；把陈芷町也调来，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