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来向蒋介石报告:“校长,由于这一胜利,中美所的梅乐斯准将晋级为少将,美国海军部正式向我方表示谢意。校长,唐生明这一情报搞得好。”
为了这个,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在上海,戴笠陪了唐生明到贾尔业爱路9号蒋介石的寓所谒见,当面得到了蒋介石的奖赏。
抗战胜利以后,除了周佛海以外,其他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几乎都被处死。此等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杀了更能收揽民心,这是蒋介石的内心打算。至于周佛海,因为他帮了很多忙,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夕,他把京、沪、杭保留了下来,让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先进了城,使新四军不能解放这3座大城市,故后来得免一死。
还有一个日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他也立了一个“功劳”,这是陈布雷想不到的。
原来傅式说深知蒋介石一向迷信风水,蒋介石总认为他能登上统治中国的地位是由于他母亲的葬地风水好,平日他母亲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许人轻易去动一下,生怕破坏了风水。浙东沦陷后,蒋介石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经常叫戴笠派人去拍照片,他看了后才放心。据说有好几次,汪伪政府和日军都要去刨掉蒋母之墓,而傅式说却想尽办法保护它;每次更换伪奉化县长时,傅式说总要亲自交代一番,让伪县长把保护这座坟墓当成头等重要任务。于是,傅式说也终于得以免去死罪。
党内有党,派中有派
远在1940年初,蒋介石由于对封疆大吏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放心的缘故,想利用经济情报来观察这些属下的动向,这个极密任务派谁来负责好呢?他想起了陈布雷,因为陈布雷这个人谨慎小心,与外界接触极少,嘴巴也很紧,而且比较廉洁。蒋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见陈布雷,开门见山地说:
“布雷先生,我想在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内成立一个‘经济情报组’,由你负责。”蒋介石对露出惊愕之色的陈布雷安慰说:“有些封疆大吏,远离中枢,你可以派专人专门搜集他们在经济上的开支,钱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事很重要,只有你能胜任。”
陈布雷有点惊讶,因为封疆大吏,党、政、军、警、宪的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蒋的嫡系,蒋对他们犹不放心,政治这个东西确实太可怕了!另一方面他又有点受宠若惊,因为这样秘密和重要的事由他来做,这说明蒋介石对他的高度信任。
“蒋先生,布雷遵命,但是不知怎样去做?”
“这样吧,具体可以由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经济资料,可由第四组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可以由陈方、李惟果,加上军需署署长陈良会同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给你。”蒋介石布置得很具体,“你还可以在每一个高级军政官员身旁找一些人,要可靠一些的,叫他提供经济情报,逢年过节也可以发一些津贴给他们。”蒋介石特别指出,譬如对张治中,也要派人监视他的经济开支情况。蒋介石问:“你看派谁好呢?”
这下可使陈布雷傻眼了!他与张治中私交不错,他也知道张治中是蒋介石颇为信任的人,但是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同中共领导人较多接近。这是不是使领袖心中对张治中不放心呢?
后来,陈良提出了一个监视张治中的人选。陈良与张治中关系也是不错的,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委任陈良为军校的经理处处长。此后,经张支持,陈先后担任军政部会计长、军需署长。1941年,陈良有一个学生魏锡熙在署内任上校设计委员,这时张治中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一个中央团部的财务组组长,陈良遂把魏介绍给张治中,张治中很相信陈良,因此对魏也深信不疑。陈良说:
“布雷先生,我看就叫魏锡熙来担任侍从室的经济情报员,可以吗?”
陈良把魏叫到侍从室,陈布雷对魏说:“这是领袖布置的特别任务,要绝对保密。你可以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项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每年年终侍从室将给你二两黄金津贴费。”
魏锡熙先后把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开支情况,还有张的特支经费等情报,密报陈布雷。这类经济情报,表面上看是一般统计数字和资料,实际上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政治动向。蒋介石说:“钱用在什么地方,这很要紧,经济决定政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