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并对研究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对此，多数网民持批评态度，认为教师不应用金钱来衡量学生。部分网民则认为这是一种激励。（《四川在线》4月6日）

财富当然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标准。而“高学历者的贫穷就意味着耻辱和失败”的逻辑，更是不敢苟同。古今中外，不知道有多少大师一生清贫如洗，但贫穷的生存状态并不能遮掩耀眼的事业成就和人格光辉。左拉说“贫穷是一笔财富”，三千年前的孔子尚提倡“有教无类”，门下贫富皆存，但在董教授眼里贫穷却成了耻辱，以如是狭隘和市侩的价值观来教书育人，不能不令人揪心。

如果按照董教授的这种逻辑，大抵有资格成为董教授学生的只有富人了——而且还只能是那种合法致富发家的大商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事业无论再“成功”，想必都难以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比如政府官员，纵然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若是不贪污受贿，要拥有“4000万身家”也难如登天；再譬如董教授这样的学者和教师，就算是各种灰色收入，“4000万身家”怕也不容易。

既然财富可以衡量学生，自然亦可以衡量教师。行文至此，笔者倒是想请教一下董教授“身家”几何，有没有达到4000万的标准。因为按照董教授的“成功标准”，没有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终归是一个“耻辱和失败”的教书先生。而一个“不成功”的教授，又怎么可能教育出“成功”的学生呢？由此而引申，大概凡是没有4000万身家的大学教授都没有资格带学生，以免误人子弟耽误学生的前程。

不需要上纲上线，“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本身就是一种媚富逻辑，隐喻着教育功利的现实语境。“大学之大，并非有大楼也，乃有大师也”。在上世纪30年代，大批的国学大师在北大、清华等学府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胡适、朱自清、沈从文、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但在近十几年来，大师已经绝迹。传统人文精神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工具教育理性，大学成了就业的跳板，或者培养官员与商人的摇篮。基于这样的大背景，董教授的话才会这般理直气壮。

社会现实价值观总是多元且具有短期性、易变性等特征，大学的价值观念由于受文化和历史沉淀的影响，具备摆脱短期功利狭隘性的特质，因此它可以制衡社会负价值的发展，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作用。激励学生创富成才是没有错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教育者，以“财富=成功”的功利标准去衡量学生，不仅有失师范师德，还悖于兼容并蓄、公平公正的大学精神。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