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左面）

追求决策不犯错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校和民主决策，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两个基本原则。复旦大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的试点单位之一。大学内部治理，概括地说，其实涉及的就是一个在学校内部如何“分权”的问题，在分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治理的结构。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是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正如《时代》周刊所评论的，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大家可以去看耶鲁、哈佛、牛津、剑桥以及加州理工，他们都不是赶时髦的大学，但却一直是努力避免决策失误的国际一流大学。

校长们都很关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认为这就需要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根据宏观情况来分一个百分比，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各个学科的专家。

复旦新近有一个例子。2010年10月的教代会上，我们通过了复旦自己的《教职工违纪处分条例》。制定这个条例，不少教师当然很气愤，说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奖励条例，而制定一个处罚条例？有一个律师跟我说，假如学校处罚了一个教师，因为这个条例是党政会议或者党委常委会通过的，然后我们来处罚，但是处罚后有一些教师不服处罚，他到法庭去告复旦大学，说学校的处罚不对，法院就要来取证，如果你依据的是党政联席会议或者是党委常委会通过的处罚条例就没有法律效力，你的官司肯定会输。因此，我们在立法前，专门咨询专家，凡是与教职工奖惩有关的规章、决议，都必须经由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个《条例》明确了校内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纪律准则。将来如果有教师发生违纪情况，例如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就有了处分的法律依据。

这个案例就属于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范畴。目前学校的管理是有不少的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民主”和“法治”。

人文振兴

这一次，复旦加大了对医科和人文社科的投入，尤其是人文社科。除了加大投入，还启动了“人文振兴计划”。一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需要，二是主动参与国际对话的需要。中国不是说要输出价值观，我们只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挨打问题”，我们不挨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解决了“挨饿问题”，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再挨饿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挨骂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文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想跟国际上著名的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组建一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挨骂问题”。

我的女儿在德国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位法国人在看中国的《道德经》，是英文版的，这个法国人第一句就看不懂，“道可道，非常道”，然后就问我女儿是什么意思。我女儿拿过来一看，傻了，英文是这么翻译的，“道”翻译成真理，这下就麻烦了，可以想象一个法国青年为什么看不懂，“当中国人在说真理的时候，那个真理肯定不是真理了”，这个误解太大了。中国的“道”不完全是真理，还有自然规律和某种精神的东西，他翻译成为真理以后，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和战略，而大学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大学也是的，是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殿堂。

还有一个考虑是纠正工具理性泛滥的需要。理性是有区分的，可以分成：道德理性，最基本的本质是正义感，这个理性是用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善和恶，或者是丑和美的，这个理性完全是属于价值领域。科学理性，其本质是求真，它的功能是用来判别真与伪的，包括逻辑、推演、分析、归纳、综合等手段，它属于科学领域的规律探索。还有就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是功利，它是基于对手段和目标之间最佳途径的机巧理解，它的基本点在于机巧和计谋，不是技巧而是机巧。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善和恶而去寻找的一种最佳的途径。

如果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前面两个理性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是不是要利用手段，比如人脉或者其他所有的工具，调动这些东西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工具理性泛滥，那就会导致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学生如果受工具理性影响，就会降低个人的道德情感。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的问题，最根本的来源就是我们忘掉了前面的两个理性而只剩下第三个理性，这在教育上来讲就是失误。我们希望教育能够改变这个状况。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是主角，责无旁贷。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