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在欧洲，我每到一个城市有三个地方必去：咖啡馆、教堂和墓地。

从巴黎向西北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奥维尔小镇。直通小镇的河滨公路，如今成了一条印象派的朝圣之路，沿途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示牌，牌子上贴着一幅幅名画的复制品，提醒游人：毕沙罗、塞尚、科罗、梵高等印象派大师当年曾在这里作画。在寂静冷清的奥维尔墓园，在一堵灰色的石墙根下，立着一对矮不过膝的朴素墓碑，棺盖上爬满了绿色藤蔓，从远处看去，两座墓碑像是从一个双人睡袋里钻出的两只脑袋。

他们不是夫妻，而是兄弟，哥哥是梵高，弟弟是提奥。上大学时，我就读了《梵高传》和梵高兄弟的书信集，既激动于哥哥的疯狂灵感，又感动于弟弟的持久亲情。不过，说梵高“只爱艺术，不在乎金钱”并不是事实，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梦想发财，相信自己能够发财，认定自己能举办画展养活自己，并能偿还弟弟为他支付的生活费。梵高在临死前还跟弟弟许诺：“我或者用钱，或者用命来偿还。”最后，梵高用了后者，并且索去了弟弟命。1890年7月29日凌晨，37岁的梵高在奥维尔咽气，6个月后，提奥也撇下家人，安息在哥哥身旁。

在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东侧，有座两层的“小红房”，那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台阶上的游客密密麻麻，可光顾纪念馆的寥寥无几。想来，在崇尚物欲的消费时代，诗人的友谊很难成为主旋律。这两位英国诗人都葬在罗马新教墓地，或许因为他们，当地人叫它“英国墓地”。

1820年秋，身患肺结核的济慈接到雪莱发自比萨的盛情邀请：“这种病专爱袭击你这样的天才诗人，英国的冬天更会落井下石。朋友，你赶紧搭下一班轮船来意大利找我吧！”济慈离开雾都，几经辗转，11月初才抵达罗马，由于旅途疲乏，他和陪行的好友、画家塞维恩在“小红房”租了套客房暂做修整，结果一病不起。塞维恩心怀惊恐地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并特意借了架钢琴，为濒死的朋友弹海顿的曲子。一个月后济慈病逝，遗骨葬在新教墓地。两年后，雪莱海上遇难，他的尸体虽被火化，但他的心脏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为邻。

“葬在如此甜蜜的地方，让人爱上死亡。”雪莱生前曾浪漫地说过。

济慈死后56个春秋，那位与他情同手足的英国画家维恩特，也回到罗马与他生死相伴。他俩的墓碑并肩而立，就像长眠奥维尔的梵高兄弟。在两座墓碑中间，还有块很小的石碑，据说是维恩特早夭的孩子。不知为什么，望着这三座墓碑，我忽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忽然萌生出一个几乎让自己落泪的莫名念头：这个婴孩并没有死，肯定活在某个只有这对挚友才知晓的无人岛屿……而且，除了他们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他俩生的。

济慈的碑文是他的遗言：“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在我看来，诗人说的“一人”，就像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诗人、画家、友谊。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友谊，是人类曾经拥有、却又失去了的美好情感。

在德国图林根州的魏玛古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侯陵。墓地里有一个圆顶教堂，里面安息着一对伟大的友人——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民族剧院门口，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并肩站立，雕像的基座上写着：“诗人伙伴歌德和席勒——祖国”。两人的故居相距很近，步行只要5分钟。

当然，歌德与席勒的友情并非没有遗憾。当时的歌德声名显赫，享尽荣华；席勒则是身陷窘迫，四面楚歌。歌德确实帮过席勒，邀他移居魏玛，帮他买房，资助他写作，并受席勒的天才激发，创作了《浮士德》的第一卷。用歌德的话说：“我们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不过，歌德在创作上不像席勒那么坦率，似乎总有谨慎的戒心，即使在两人最推心置腹的时候，也不向席勒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

席勒英年早逝，贫寒的妻子把他葬在一个平民的合葬墓穴，以至后人分不清哪个是诗人的头骨。20年后，歌德出于怀念，从墓穴里挖出的一堆头骨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捧回家，后来把它葬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内。歌德死后，没跟家人葬在一起，而是安息在席勒身边。

雪莱曾在诗中写道：“死亡是这般庄严、安详，如同这静夜温柔无畏；像一个在墓上玩耍的好奇孩童。于是我想：死一定掩盖了诸多神秘，不知人类是否真有美梦存在？”其实诗人是知道的：在真情的墓园，在寂静的地下，藏着人类最神秘的梦——友情。

摘自《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