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市规划局曝出腐败窝案，副局长王凤玲和建管处处长梅刚、原副局长靳晓慧等人正在接受调查，另外该局还有多名官员涉案。窝案的曝光相当戏剧性，它来自一名房产商和规划局中间人的一本行贿笔记，这本记着明细账的笔记本牵出了60多名省市级官员。山西省检察院内部人士透露，这名中间人与太原市规划局关系熟络，房地产商通过他办理规划审批，每单公开要价200万元。(4月27日《新京报》)

电视剧《蜗居》中有个情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市长秘书宋思明对疑惑不解的开发商说，容积率的问题好解决，到时我让规划部门召开个专家研讨会改一下就行了，容积率一改，不就什么都有了。是啊，容积率一改，原本只能盖6层，现在可以盖到66层，这背后的暴利有多大，可想而知。其实更确切地说，对房地产来说，是规划调整权有了，就什么都有了。在容积率上动手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更大的猫腻在于，用市政规划的名义帮助开发商扫除障碍，清出需要的土地来。此前已经数次发生过的“新建学校为商业中心让路”的怪事，背后无一例外都有商业房产开发的影子。

规划部门修改规划的巨大空间，其实也是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规划法规赋予了规划部门过大的权力弹性。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通过专家论证会等方式修改规划——“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很明显，无论是“经评估确需修改”还是“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该修改”，规划的修改权都掌握在规划部门手中，后一条修改理由，更是赋予了规划部门修改规划的无限解释权。这也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太原市规划局的腐败窝案中，中间人每单规划审批的公开要价就高达200万元。

过于集中和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窝案曝光了，一大批官员要受查处，规划权隐含的巨大寻租空间呢，能够通过法规的修改填没吗？对规划权的制约，能够变得更强更有力？这其实是比“60多名官员都是谁”更需要答案的疑问。 秀 香 文 孔华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