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珍

提到钱钟书，人们会想到他那才情横溢，妙语连篇，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人生际遇的长篇小说《围城》；会想到他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成绩突出，而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会想到他拿不好筷子，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赓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可初到牛津求学，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满嘴鲜血地出现在妻子面前的“拙手笨脚”。

然而，他除了是大作家、大学问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不该被忘记——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在妻子面前，他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而是一位很弱小，“拙手笨脚”，需要人照顾，但又恪尽职守的好丈夫。

他们在牛津求学时，租住的第一户人家提供的伙食很差，妻子担心他总吃不饱影响健康，就要搬家。起先，不会做家务活的钱钟书不同意，等妻子找到合适的房子，搬了家。入住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醒来，发现“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煮了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用一个床上的小桌，径直将早餐端到妻子的床前。从那以后，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顾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钱钟书有病的时候，这早饭总是钱钟书做给妻子吃。

搬家后，杨绛第一次独自处理活虾，剪虾须时被抽搐的虾吓得逃出厨房，说，以后不吃了。他却说，虾不会像她那样痛，以后还是要吃的，由他来剪虾须好了。

待到妻子怀了孕，他谆谆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并郑重其事地早早陪妻子到产院定下单人病房，还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

妻子产后住院期间，他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就是砸了台灯，再不就是把门轴弄坏，门不能关了……幸好妻子总是回答他“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他就充满感激，放心地回去了。事实证明，妻子住院期间他所做的种种“坏事”，待妻子回寓所时，真的全部处理好了。

虽然生活中很多时候他很“白痴”，但这并不等于他不会关心照顾人。妻女出院的时候，他叫汽车来接。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以致杨绛惊叹：“钱家的人若是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后来，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博士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很多时间很不值得，不愿意白费工夫读一些不必要的功课，二人便前往更加自由开放的巴黎大学。在巴黎的这一年，钱钟书自己下工夫扎扎实实地读书。夫妻二人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房东太太的伙食太丰富，一顿午餐可消磨两个小时，他们爱惜时间，不久就开始自己做饭。钱钟书赶集市买菜，他们用大锅把鸡和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还给襁褓中的女儿吃西餐，把女儿养得很结实，用杨绛的话说：“女儿很快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文革”时，钱钟书下放昌黎，工作是淘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阴历年底，他回家时，居然很顾家地带回很多北京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果脯。

当时，造反派组织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中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钟书家也不能幸免。派驻进来的是一对“造反派”年轻夫妻，不仅不尊重这一对老知识分子，还动辄打骂训人。钱钟书忍无可忍，因为妻子被“造反派”夫妻欺辱，他以年迈多病之躯与他们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下，连“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认为钱钟书“这老头儿”有骨气！但后来，为避免麻烦不断，他们不得不弃家而“逃”，到女儿学校的宿舍暂住。三人挤在一间阴冷狭小的屋子里，客人来都无处容身，可他们却因那里离图书馆近而感到非常满意。

钱钟书，作为一个丈夫，是可亲、可敬、可信赖、可依赖的，嫁给这样的男人，是女人的福气。

摘自《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