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米歇尔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奥巴马在家庭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让她感觉像被抛弃了。尽管国会竞选已经结束，但是看起来她的丈夫并不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真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以往更加的不安分了。

米歇尔曾向她最信赖的人——他们的主婚人，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耶利米·赖特征求意见，牧师强调奥巴马明显是深爱着妻子和孩子的，他的“缺席”本质上更是一种牺牲——一种为了给整个家庭带来更美好生活的牺牲。

这种辩解她之前听过很多次了。毕竟，她也曾全身心支持过奥巴马，在那段时间里，奥巴马总是把赖特神父当做“精神导师”和“父亲”的形象来参照，但这次却不一样了。“奥巴马似乎觉得，他可以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把家里所有的重担都扔给我。”米歇尔对妈妈说。据一个同住海德公园公寓的邻居回忆，他有一次刚好撞上这对年轻夫妇在走廊里争吵。“她狠狠斥责男方，而他摇着头，很明显和她一样愤怒和厌烦，”邻居说，“当他们意识到周围有别人在场时，就立刻住了口。”

现在，在2001 年9月初的这个清冷的早上，以往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此时此刻，奥巴马和米歇尔只有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宝贝女儿这么烦躁不安，哭闹不停？他们该怎么办？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才想起来拨打家庭儿科医生的电话。医生平静地听米歇尔描述了孩子的症状，然后约他们早上6点带萨莎到他的诊所来——他要给孩子好好检查一下。

赶到儿科诊所的时候，奥巴马和米歇尔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萨莎一刻不停地哭了将近4个小时了，现在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原因。经过对萨莎的彻底检查后，医生的结论让他们顿时感到晴天霹雳：“我想她可能得了脊髓脑膜炎，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急诊室！”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米歇尔都来不及细想“脑膜炎”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俩迅速采取行动。米歇尔兜抱起孩子，快步向停车场冲去，奥巴马则立刻钻进驾驶室，驱车直接向附近的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全速驶去。

抵达急诊室后，他们坐在女儿的病床边，紧张地盯着医生例行各项常规检查，当医生为了得到更可靠的诊断结果进行必要的化验程序——脊髓穿刺抽液时，作为父母，夫妇两人听着宝贝的哭叫，紧紧攥着对方的手，泪光闪烁。

化验结果并不乐观。“她的确得了脑膜炎，”主治医生告诉他们，“但是发现得还算及时——我们要马上给她注射抗生素！”但是，脑膜炎扩散的速度也有可能比医生估计得要快，那样的话，萨莎就会有生命危险，至少也会失聪或大脑受损。米歇尔的妈妈在家帮忙照顾岁的玛丽亚，而奥巴马和米歇尔则守候在医院连续72 小时寸步不离，他们轮流在萨莎诊室的小床上眯上一会儿，看着医生和护士在病房进进出出，监测萨莎的生命体征，定时察看静脉输液，眼看着输液管把救命的抗生素点点滴滴送入她那纤细的血管里。

不管有什么分歧和矛盾，不管对他们的婚姻还抱有怎样的疑惑和焦虑——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就像后来奥巴马回忆的那样：“我的世界凝聚到了一个点上……

我对病房以外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我的工作，我的日程，甚至我的未来！”米歇尔后来把那三天的等待形容为“一场噩梦”——“你会祈祷那种事情永远不要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任何父母都会理解，我们当时有多绝望，而那种境况又让我们一家变得多么的亲密无间。”

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医生告诉米歇尔和奥巴马萨莎挺过来了。抗生素发挥了功效，脑膜炎开始全线溃退，他们的宝贝已经转危为安。用奥巴马的话说，之前几个月“几乎都没怎么交谈，更少有浪漫举动”的他们俩，听到消息后喜极而泣，拥抱在了一起。“感谢上帝，”他边紧握着医生的手，边说，“感谢上帝。”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米歇尔没有上班，而是呆在家里照顾女儿，以便于随时密切观察萨莎的病情，直到她彻底痊愈。

很明显，奥巴马的婚姻已经到了危机时刻。奥巴马认为他的政治抱负需要他长时间离家。他不打算放弃赢取政治权力的壮志雄心，因此他在家庭中缺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常常把米歇尔的批评说成是“不公平”和“目光短浅”。虽然他们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但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学工作，还是让他们可以付得起住房贷款，能住在S.E 景园5450 号——一个离大学校区不远的舒适寓所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我正在努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他辩解道，“她还有什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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