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怎样，米歇尔都寸步不让。米歇尔向丈夫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奥巴马不能想办法在追求政治抱负的同时，多留给家庭一些时间，那他就必须在两者间作出抉择。后来向朋友提起的时候，她称之为“绝望的宣言”。“本来就该是这么回事儿，”她说，“不能都让我一个人承担！”

实际上，早在认识米歇尔之前，奥巴马的性格就受到了两个强势女人的深刻影响。现在，当他站在婚姻生活的十字路口，考虑着是否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放弃政治追求的时候，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火奴鲁鲁——那儿有一个留着乌黑长发的年轻女子，真名叫斯坦利，而她却喜欢称呼自己“安”。

“巴拉克，”他清楚地听见妈妈那平平的堪萨斯鼻音，感觉好像她就站在面前一样，“你是个负责任的年轻人。你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他仿佛看见妈妈蹲下来，吻了一下她的小男孩，擦干她眼角的泪花，然后拎起那个在门口等候的行李箱——再一次地离他而去。

米歇尔的身世和成长经历

米歇尔的族谱看起来似乎没有丈夫奥巴马家那么多元化，但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堂兄妹里有一位曾担任过犹太教的大祭司。作为芝加哥地区唯一被大犹太社区认可的非裔美国籍犹太教大祭司，法尼耶还成为芝加哥犹太祭司委员会的第一位非裔成员，在美国中西部犹太总会的管理委员会中任职。和大多数他教派的成员一样，法尼耶也相信，最早的以色列后裔就是黑人。

米歇尔6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到了芝加哥南岸，一个沿密西根湖南岸的狭长地带，这里是一个相对富裕的邻近社区。紧接着由于1968 年通过的《公平住宅法案》，这片社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黑人家庭搬进来，白人家庭搬出去。

玛丽安还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在搬出去的白人们和留下来的非裔美国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恶语相向的情况，也没什么明显不愉快的感觉。但这一现象却很清楚地传递出一种信号。“你想我们能是什么感觉？”一个非洲裔邻居描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表现得很友好，但很明显，他们内心还是觉得我们不配和他们做邻居。”

芝加哥南岸社区的种族特征，随着人口迁移逐渐改变了：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晚期，这里几乎所有的白人家庭都消失了。好在生活配套设施的质量并未因此改变。社区里的父母们也竭尽全力游说各方，争取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使本区的学校成为州里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之一。

南岸社区居民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不容忽视的公民自豪感，也同样闪耀在罗宾逊的家里。他们住在南欧几里德大街736 号，一幢带天窗的两层红砖楼的顶层。在那里，罗宾逊一家挤在总面积不到1000 平方英尺的3间小屋里。妈妈和爸爸有一间单独的卧房，而起居室用三合板隔成了3个小间，克莱格和米歇尔每人一个隔间，中间是两人共用的学习区。

尽管居住在这样局促的公寓里，罗宾逊一家仍旧生活得舒适安稳。同一个社区里还居住着叔伯、姑姑、表兄妹以及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家庭朋友们，他们会不时来访。沉浸在这种温暖滋润的生活环境里，米歇尔在最大程度上躲开了被偏见和不公刺伤的可能。

每周日去看望住在附近公房里的祖父，让米歇尔见识到了真正南部乡下的黑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祖父小弗雷泽和祖母拉沃恩（她也是米歇尔的“拉沃恩”这一姓氏的出处）留恋地讲起南卡罗莱纳乔治敦郡的往事，虽然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范德菲尔德种植园，抑或是他自己的祖父曾经是那里的奴隶的事，不过，米歇尔后来回忆说，小弗雷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对自己的血统非常自豪。然而同时，他也有不满的地方”。的确，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聪明、雄辩、渊博的人，假如他们是白人，肯定都可以当大银行家了”。

米歇尔很小的时候就能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她妈妈回忆说：“大约从九岁起，她就开始学着独立了。”

从小米歇尔就一直向往成功。“不用别人说，她自己就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做最正确的事。”玛丽安说，“她总是想做最好的，她喜欢成功。”

通常情况下，米歇尔都在跟自己较劲。从开始跟着姨姥姥学钢琴起，米歇尔就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她的偏执把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折腾得筋疲力尽。放学回到家里，没人要求，她就直接走到钢琴前开始练习。几个小时以后，她还是在琴键前不停地敲击着，直到妈妈不堪忍受折磨而强烈要求她停下为止。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