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里，米歇尔尽可能地保持形象。“米歇尔总是打扮得很时尚，还能将一切维持在预算之内。”安吉拉·艾奎证明，“你绝不会看到她大汗淋漓狼狈不堪的样子，即使是几十年前的那会儿也不会。”但是，谈到生活状况，米歇尔和她的三个同屋姐妹就没什么选择了。“我们并不富裕，”艾奎说，“很多孩子都有电视、沙发啊、椅子啊什么的，而我们没有；我们什么家具也买不起，我们只有放在地上的枕垫和一套音响。”更糟的是，米歇尔和她的三个室友要走下三层楼去用宿舍唯一的浴室。

米歇尔的音响对校园里其他的非裔孩子可是个不小的“磁石”，很多人闻声而来，争着要听她那丰富的史提夫·汪达的唱片专辑收藏。

当然，米歇尔从不会让这些分散精力的事影响她的正常学习和工作；和很多大学生不一样，她从来不会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动手写论文，或是临时抱佛脚熬夜备考。

对米歇尔来说，“浪漫”二字可带不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程式里。克莱格·罗宾逊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在他们两人都在普林斯顿读书的两年里，在某种程度上，米歇尔被掩盖在他这个篮球明星大哥的阴影下了。“那时候，我可能不知不觉中就把那些要追她的小子们吓跑了。”克莱格猜测说。米歇尔一直在克莱格的保护下，事实上，她送那些备选男友去和哥哥打篮球。“通过观察他们打球的方式，你就可以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很多东西，”克莱格解释说，“她希望我能先考察一下他们，然后回来报告给她。”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米歇尔大一和大二的两年里，没有人邀她约会。而在普林斯顿最后的两年里，情况也只是稍微有点起色。还是一样，邀请她赴约的年轻人很少能进入下一轮。如果说，某个罗宾逊家的男人要为这种状况负责任的话，这个人可不是克莱格。“又是爸爸，”他说，“在她的眼里没有人能做到爸爸那样。”的确，米歇尔还依偎着爸爸这个情感支柱，从大学回来探家的时候，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蜷在爸爸膝头撒娇。

四年的普林斯顿大学生活接近尾声时，对自己在这里的经历，米歇尔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她在自己的学士论文里正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她论述道：至少至今为止，即使是那些在常春藤盟校读书的黑人学生也远没有被白人们所真正接纳。仿佛特意为了强调种族身份的重要性，论文通篇，她把所有的“白人”和“黑人”都用了大写标明。

米歇尔在《普林斯顿的黑人学生和黑人团体》里写道：“在我大学生涯的早期，我心中是毫不怀疑的，作为黑人团体的一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有义务对团体负责，我要运用我所有现在和将来的资源优先为公社做贡献。”

一个拥有这种天赋的学生，本来应该可以直接去《哈佛法学评论》工作，那是传统的通往最高法院职员之路，或者，至少可以到一个国内顶尖律所工作。但是，米歇尔却选择了把所有课外时间都花在了学校法律援助局办公室的辛勤工作中。

住房问题耗费了米歇尔在援助局最多的精力：她见证了太多的芝加哥邻居为住房租金进行的挣扎，便特别努力地为那些被驱逐的、或者遭遇无良房东的家庭争取权益。

她的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同事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城市贫民。还有些人，变得疲惫、挫败，或是变得很情绪化。米歇尔对这种自我中心的表现很不耐烦，她总是默默等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才释放内心的挫折感。

米歇尔的法律援助经历令她后来的学术生涯受益匪浅，而且似乎还预示了她未来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方向。不过，米歇尔在哈佛法学院修的课程明显偏向公司法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遵循着芝加哥律师斯蒂夫·卡尔松的建议，她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暑假在卡尔松的高端律所——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里工作。

快毕业的时候，米歇尔得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有大笔的学生贷款要还——父母为了供两个孩子在常春藤学校读书付出了太多，他们已经债台高筑。而当盛德律所（后来世界上第五大律师事务所）向她伸出橄榄枝，给她一份起薪将近七万美元（这相当于2009 年的10 万美元）的工作时，她抓住了机会。“这份工作赚的钱比父母以往赚的加起来还要多，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拒绝的。”她后来说。

“她来到哈佛法学院上学时，对种族和性别没有丝毫的含糊。”她在法学院的一位导师查尔斯·奥格储伊说道，米歇尔决定“在美国企业中游历，但她绝不会忘记父亲的价值观，和她自己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