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草

我初次在《世界文学》杂志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十分吃惊：一个男人早晨醒来，怎么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在靠近开水房的一棵皂荚树下，和一个熟悉外国文学的同学谈到《变形记》。他头发长长的，神情倦怠，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嗤之以鼻。看到我的惊惧，他宽容地笑了笑，说：“是的，卡夫卡就是这样。”这是我听到的对卡夫卡最早的评论，印象深刻，却又一片茫然。那是1979年春天，我们都不足17岁，是成都24中高二的学生。读小说，就像吃饭喝水，缺一天都难受。高考前的一个多星期，我还兴奋地读完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1979年秋，我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念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却与小说无关。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考古学家，然而，进去了才晓得，我选择的系是对的，而专业却错了，考古学家只出在考古学专业。

我有点沮丧。常听课走神，还借来许多小说，边听、边读。川大图书馆藏书甚巨，但那是个全民读小说的年代，有好书大家抢着看，譬如《三个火枪手》，为了书畅其流，只能在馆内读。于是，我上课偷啃巴尔扎克，下课就去图书馆排队看大仲马。大仲马和巴尔扎克都能写，一辈子写了一大堆，大仲马的影响，有点像稍晚风行的金庸，不仅好看，还可拿来吹牛。而巴尔扎克的书厚实如砖，说啃是合适的。我常感慨：“生子当如大仲马（或者巴尔扎）！”但和另一部小说的相遇，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红与黑》是极少数必须在馆内阅读的“严肃小说”之一，可见借阅率之高，也可以想见它让人读得多么心痒痒。我还记得，它是繁体字、竖排版的，罗玉君翻译，封面红色，绘有一个舞会的场面，线条是忧郁的黑颜色。那些天，我吃饭、睡觉、上课都在牵挂它。终于读完全书，才又发觉从此就没法摆脱它。它那么有激情，又那么神秘和伤感，相比之下，大仲马仿佛是聪明的说书人，而巴尔扎克则像于连那个做木匠的爹，有的是气力与狠劲，少的是细腻与优雅。我修正了我的想法：司汤达一生只有两部完整长篇，但把大仲马和巴尔扎克所有小说加起来，也不及一部《红与黑》够意思。

这时候，电视里要播电影《红与黑》。中文系把唯一的一台彩电抱出来，放在文史楼侧门让大家共享。前一天就有同学用凳子、椅子、砖头抢占位子，放映的时候，蹲着、坐着、站着、趴着的都有，还有人在为一个立锥之地而互敬拳头！观众起码有200多人，而电视机最多20吋。望得眼睛发酸，屏幕上第一个露脸的却不是于连，而是赵忠祥，他微笑着，以后来解说《动物世界》的好听嗓音，向我们解读《红与黑》。稿子当然是专家写的，调子自然是“要批判地吸收”。片子因为长，就被锯成两半，放了两个晚上，简直吊足胃口。

我课后除了独泡图书馆，就是看电影。电影大多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有时候是因为小说而去看电影，有时候则是看了电影才去读小说。也会有例外，看了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我就不想再读小说原著了。看了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再看电影，感慨梅里美幸亏死得早，不然他会被再一次气死。还到稍远的望江川剧团的旧场子里看过电影《子夜》，灯光很暗，看得眼痛，同学们大呼：“亮点！”一个女检票员哼了一哼，轻蔑道：“亮了还是子夜吗！”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我觉得她有点像演王熙凤的邓婕。

我后来成了一个小说家。因为写小说，多年后我在川师中文系谋到一份教职。前些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放了《红与黑》的影碟，正是钱拉·菲力普主演的老版。放映前，我讲了我们当初为它看得挤破头的经历，学生们无不摩拳擦掌。但放映时，却没出现群情激动的场面，他们甚至有一点走神。当放映到于连犹豫不定是否要硬闯德·瑞拉夫人的卧室时——我们当初是屏住呼吸看的，而今学生却看笑了，笑他婆婆妈妈的！我也暗笑了，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快30年。

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