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金

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它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然而《开国大典》命运却异常坎坷。它数次被迫修改，其作者董希文也因而饱受磨难。

受命创作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党庆节日，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中央美术学院受委托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董希文曾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他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

接到任务后，董希文从开国大典摄影、图片资料里发现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象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

他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为了开阔视野，他把按一般透视规律应该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画面顿觉敞亮起来，展现出一个真正的泱泱大国的气象。

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着《公告》的激动心情。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远处升起的五星红旗，标志着我们古老民族的新生。

广泛影响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开国大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一天，周扬等领导带董希文去中南海汇报，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当他们一起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悲鸿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

多次修改

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因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开国大典》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