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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帚大姐”的奢侈梦想
走出灰色地带的中国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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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帚大姐”的奢侈梦想

两个多月前,北京朝阳区四清厂的环卫女工张秀芳,被网友拍下耍扫帚的视频传上网,随后不少综艺节目邀请她表演,穿着环卫工作服的“扫帚大姐”开始蹿红网络和电视。因常上节目造成误工,不久前,张秀芳接到单位电话,让她辞职。(《新京报》)

“扫帚大姐”张秀芳凭着舞动一把扫帚,实现了自己的快乐梦想;“扫帚大姐”是遗憾的,由于受邀表演和录制节目,她分身乏术只能选择辞去工作。这么一件普通人的小事情,迅速引来上万条的跟帖参与,或赞或弹已不重要,关键正如张秀芳所感言的,“我想告诉我队里的姐妹,环卫工也可以有梦想”。

的确,明理的“扫帚大姐”并没有太多怨言,她理解所在单位、所在环卫组缺了一个人手后,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于一起涉事双方都互相体谅的环卫工人辞职事件,我们也许不必过多置喙。不过,撇开其中的谁对谁错,我觉得并不妨碍由此及彼,来聊聊央视《星光大道》草根明星“石头保安”走红的故事。

来自吉林在北京当保安的“石头”名叫王卓实,在央视《星光大道》2010年第五个月比赛中,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了月冠军,年度总决赛再获季军殊荣。“石头保安”出名了,也遇上了跟“扫帚大姐”同样的难题。但幸运的是,公司没有把他“出名”后的参赛表演,视作一种负担和累赘,而是通过调换其原本引导看管车辆的工作,让他从事别的管理事务,两全其美地使矛盾不再成为一种纠结。

“石头保安”的幸运与“扫帚大姐”的遗憾,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小人物在追求自身梦想时激起的几朵小浪花,也谈不出多少深层思考。然而我想,就算是草根的追求,微小的梦想,在许多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看来,却往往也是一种真实的范例,成功的激励。所以,哪怕不提“形象建设”的深谋远虑,纯粹只为善意鼓舞,方方面面若能共同营造“多一点幸运,少一些遗憾”的美好氛围,又有什么不可尽力而为、成人之美呢?

文/司马童 图/朱慧卿

根本没有“敲诈政府罪”

两年前,因被指控组织村民通过假上访给政府施压而“多领”60余万元补偿款,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诉“敲诈勒索政府”。日前,贾文等收到崇礼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新京报》)

“敲诈政府罪”并非河北崇礼的独创,2008年至2009年间,在河北沧州,至少有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而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2010年,山西农民马继文也因上访而被判“敲诈政府罪”,获刑3年。

蹊跷的是,在诸多“敲诈勒索政府”案中,当初有关部门高调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审判,但最后往往低调地处理、放人。2009年11月,沧州南皮县的两起“敲诈政府”案在河北省检察院关注后撤销;山西农民马继文在被判刑一个多月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让妻子和女儿十分意外;而张家口市崇礼县这起“敲诈勒索政府案”,在公诉一年多后,检方突然作出绝对不起诉,同样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怪事并不奇怪。“敲诈政府罪”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总是要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政府机关不是自然人,当然不存在“生命、身体自由”之类;政府机关由公民让渡权利而组建,天然地要接受公民的批评与监督,损害其名誉也无从谈起。有关部门给上访公民定“敲诈政府罪”时,本来就有些心虚,经媒体广泛报道,舆论猛烈监督,被高层领导知晓,当然也就只好偷偷地放人、静悄悄地撤案以息事宁人。

遗憾的是,上述几起放人、撤案、不起诉的“敲诈政府”案中,没有一起是被法院明确宣告无罪的。有的判处有罪后偷偷地放人,有的判处有罪后撤案,有的提起公诉后撤回来作不起诉,法院从来没有光明正大地宣称,所谓“敲诈勒索政府”根本不构成犯罪,公安侦查、检察院逮捕是错误的。上述几起案件之所以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处理结果,只是根据特殊情况作出的特殊处理。

这就意味着,倘若下次再遇到上访公民所谓“敲诈勒索政府”的行为,公安机关照样可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照样可以提起公诉,法院照样可以判决有罪。如果这些“敲诈政府”案没有得到媒体广泛关注,舆论没有进行监督,没有引发高层领导的关注,那今后的上访公民恐怕连放人、撤案和不起诉这样的幸运都可能错过。

所以,河北崇礼对这起“敲诈政府”案作出绝对不起诉,只具个案意义。我希望这起案件不只是由检察机关作出绝对不起诉,而是由法院直接宣告无罪,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通报全国,以便给此后的类似案件作判例。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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