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本周说，首批超过3600名工人在3月11日地震和海啸后参与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物质泄漏，其中69人“行踪不明”。

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压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违反安全规定，却折射出日本核电工业40多年来的“传统”做法：雇佣临时工从事危险作业，按天发放薪酬，不提供安全培训，不提供健康检查。

对电力运营商而言，合同工只不过是用过以后可以丢弃的设备。简言之，“用后即弃”，或曰“一次性使用”。

英雄背后是辛酸

事故发生后，50人留守核电站抢险，后不断有人前往接替。时至今日，留守队伍超过当初规模，世人心中，“福岛50人”早已成为一组无关人数的英雄群像。

路透社24日播发特别报道，两名记者采访20多名东电现任和前任员工以及医生和专家，发现在抢险人员“英雄行为”的背后是日本核电工业的一项“传统”：危险作业环境缺乏监管，工人承受风险。

福岛第一核电站及附近区域积累高辐射污水后，东电出动大量人员，迄今收集的污水量足以填满40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准游泳池。

不少工人是东电匆忙间临时雇佣，缺乏全面培训和充分防护，进入高危区域时甚至不懂得佩戴辐射测量仪。两名工人没有分配到胶鞋，便穿着普通鞋趟入放射性污水，结果受伤入院。

截至6月下旬，9名工人受辐射量超过250毫希沃特这一安全上限，115人超过100毫希。两名受害最严重的工人分别承受643毫希和678毫希。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显示，对遭受100毫希辐射者而言，平均每100人中大约两人面临致命癌症风险。然而，多名在福岛抢险的员工说，承包商在培训期间告诉他们，在辐射量达到100毫希或逼近200毫希之前没什么好担心。

残酷现实令人惊

藤井和训（音译）现年72岁，曾任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项目经理，参与建造多家核电站。1997年，他“怀着使命感”接手职业生涯最后一个大型项目：修复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堆芯围筒裂痕。

然而，藤井惊讶地发现，运营商从东南亚、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聘用焊工，把最危险的作业交由这些人完成，以致外国临时工“受辐射量超过日本工人”。

一天，藤井目睹几名美国工人的作业场景，在日记中写下《圣经》句子表达内心忧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他告诉记者，没多少人知道内情：“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当时的做法违反了日本安全（作业）标准。”

邦夫堀江（音译）曾在多家核电站干活，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他在《核电行业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写道：“对电力运营商而言，合同工只不过是用过以后可以丢弃的设备。”

以今年福岛抢险为例，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执行董事明石诚（音）发现，首批抢险人员中一些人直至6月尚未接受体内辐射检测，另一些人不得不共用体外辐射检测仪。

这意味着，今后将难以估测这些人所面临的健康隐患以及所付出的代价。

电力企业太缺德

多名核电专家说，自20世纪70年代核电兴盛以来，日本电力企业依赖临时工从事维护和维修作业，按天发放现金薪酬，上岗时不提供全面安全培训，离岗后不提供健康检查。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一个星期内，东电“拜托”多家大型建筑和工程企业帮忙雇人抢险，这些建筑和工程企业随后又“拜托”600多家小型企业帮忙。各级承包商同时出动，源源不断地把临时工送往福岛等地。

在大阪府等“临时工集散地”，大型客车和货车每天早晨从四面八方驶来，把临时工载往各地核电站，“一些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样的活儿，但不少人并不清楚”。

一名60多岁的工人告诉记者，他看到地震和海啸重灾区宫城县某企业招聘卡车司机的广告，随后成功应聘。出乎意料的是，他实际上被送到福岛县，从事第一核电站5号反应堆冷却作业。

长尾光彰（音）是管道工，在3家核电站干过活、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他说，运营商从未告诉他们辐射危害，经常让他佩戴别人用过的辐射测量仪完成剩余作业。

长尾2004年罹患多发性骨髓瘤，随后起诉东电，但首都东京一家法院拒绝受理，理由是无法证明他的疾病与所受辐射有关联。2007年，长尾病故。

（新华社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