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把张学良的话告诉了冯德麟，冯德麟又把这话传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哈哈大笑，到底是我的儿子，我打嗝他都能闻出屁味来。收兵回来后，张作霖给冯德麟跪下磕了三个头，算是赔礼。见儿子安然无恙地回来，冯德麟气也消了，装模作样地骂了张作霖几句，此页也就算是翻过。

三天后，从洮南匆匆赶回的吴俊升摆了一桌酒，谢张作霖救了他的儿子，顺便也给五个孩子压惊。席间，冯德麟问张作霖，老七啊，你那天哪来那么大的酒量，竟然连干三大碗，回来愣啥事没有。张作霖指了指汤玉麟，你问他。汤玉麟说，屁，他一口酒也没喝，喝的都是凉水。不过呢，士兵喝的可都是酒，你现在去国际马路闻闻，还一股子酒味呢。众人大笑，笑声中，吴俊升再向张作霖敬一杯酒，我的亲妈活奶奶，七老弟机谋百出，让二哥我佩服至极，佩服至极。冯德麟不满地横了吴俊升一眼，你就会捧着臭脚说味香，叫我说，他就是撞上了，日本人真要不吃他那一套，我看他还有啥章程？我就不信，你还真不顾你儿子的小命，敢杀进商埠地去？张作霖说，我不敢，小鬼子更不敢。咱哥几个都在赌场里混过，一定也都听过这样的事。有赌徒输急眼了，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押上，结果呢，所有的人都吓跑了。旁人没有这个胆吗？再没有人敢割自己腿上的肉吗？不是的，那个割肉人输急眼了，别的人可没到那个地步。家里有良田，有媳妇，有孩子，有盆盆罐罐，没人跟他扯这个王八犊子。我就是那割肉的人，日本人呢，远没到输急眼的时候，因为所以，我算定，他不敢跟我动真格的。舍不得姐姐嫁，哪有外甥回？你磕的头越多，人家看你越矮，干脆，兔子进碾道，我就装一回大耳朵驴！

张学良看了冯庸一眼，冯庸明白他的意思，你看吧，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光棍，赌徒。

张作霖这一把可算是赌对了。过去，日本人根本没瞧起他这个土包子。赵春桂去世那次，张学良进城来找张作霖，他一肚子邪火，把杯子盘子摔了一地，就是在跟日本人生气。他去求见日本驻奉天领事，可人家几次都给他吃了闭门羹。自从“五公子事件”后，日本人对张作霖开始刮目相看。觉得这个小个子，拾掇好了是根棍，拾掇不好就是根刺儿。从此，日本人的大门就向张作霖敞开了。

六

白永贞给张学良和冯庸放了两天假。老学究说，去散散心吧，找个好玩的地方，痛痛快快地玩两天。

张学良的伤不是很重，只是些皮肉伤。日本人毕竟与张作霖还没有撕破脸，下手自然也就有了分寸。张学良的重伤是在心里，像是有刀子在心头狠狠地捥了一下。

张学良不到两岁，张作霖就已经接受朝廷的招抚，成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帮带（相当于今天的副营长），张学良从此有了被称为公子的资格。童年期间，虽然一直生活在乡下，但随着张作霖的步步青云，家里的鸡犬猪羊都跟着升了天，张家大少爷的名头自然也让乡间不敢小视。从台安到新民，张学良一路走来，始终是昻头挺胸，连村子里的恶狗见了他都躲着走。晚年张学良曾经讲过一件事，他八九岁的时候，当过大清户部的郎中，正五品，穿过朝服，也戴过红顶子。他当时很想去照相馆，把这个威风凛凛的形象留存下来。妈妈说，别臭美了，花钱买来的官有啥可得瑟的。关于张学良的这个官，史家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就像赵春桂说的那样，是买的，或者说是捐的；另一种则说，张作霖剿匪立了大功，朝廷要授予他一种荣誉。张作霖对这类虚头巴脑、中看不中吃的东西不感兴趣，便上表辞让。朝廷只好把这荣誉一分为二，封了张作霖母亲一个诰命夫人，又任了张家长子张学良一个五品郎中。其实，哪种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学良确实小小年纪就已经当过朝廷命官，而且是正五品，县太爷见了他都得磕头呢。

进城后，张府里终日宾客不绝。几乎所有的人见了张学良，都要惊呼一番，赞叹一番，感慨一番。惊乎者语气夸张，少公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风范，前程之辉煌未可知也；赞叹者一副叹为观止的神情，大少爷貌比潘安，神清目朗，冰雪聪明，正可谓人神共嫉啊；感慨者仰天长吁，嗟呼，老天何以偏心至此，把如此完美的一个后生给了张家，让吾等养儿难生添丁之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