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很多活动皆冠名“道农”。比如两个月举办一次的“道农饭局”，还有“道农研究院”“道农茶室”等。

很多人猜测“道农”的来历。

有关人士介绍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注册在香港，因而在内地设立了一个公司来运作，名字是北京道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刘东华曾这样解释，“道”是规律，“农”是由农民引申出来的劳作者。“道农”虽起源“道浓”，取意君子之交不但要淡如水，必要时还要浓一点。“而一旦去掉浓字的三点水，道农两字却也浑然天成，好像冥冥之中这个概念早就在那里，等着一群合适的人，带着一个合适的内涵与之约会。”

如此说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个财富圈里的兄弟已“集体约会”了三年。

泰山会

有一个片段，记载在媒体的报道中——

2007年，史玉柱东山再起后，来京邀请好友组织座谈会，会上口口声声谢“泰山会”。泰山会的发起人之一，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做主持。

史玉柱显然把泰山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一旦翻身，首先要向娘家人汇报。在这场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上，史玉柱说，在他低谷的时候，“泰山”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帮助和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敢赌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几年里，仍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会的例会。

两年后的2009年9月日，联想总裁柳传志在卢志强的泛海集团入股联想发布会上透露，“我和卢总早在泰山会时候就认识”。

然而，史玉柱和柳传志等人身后的泰山会，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

泰山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如此浩大的召唤力？

泰山会的起源与发展史

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四人小组”。

这四人分别是：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四人都是中关村元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经营科技产业的人。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七名科技人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提出建立中国的硅谷的想法。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引发了争论。当时，牵头的科技工作者们被屡次召集到中南海开会。观点分为两派：一方面国家急于要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希望走市场化路子，把科技成果带到市场上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中的保守派认为“文革”耽误了理论研究时间，需要夯实理论基础。1983年1月，“先进技术服务部”项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科学院计划局成立了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从此，科技工作者纷纷下海，中关村民办科技机构迅速发展，相继成立了以“两通”（四通、信通）、“两海”（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并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在此期间，第一批下海的人逐渐形成规模。

陈春先是“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的科技工作者，与陈景润齐名。1983年，他带头创办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先进技术服务部”，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83年元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庆振辞掉每月60元工资的公职，下海筹建科海公司。

同年8月，还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王洪德带八名工程师下海，创办我国第一家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公司。

也正是同一年，还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的段永基加入四通集团，下海经商。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行业的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于如何经营，茫然不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互相提醒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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