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盈利高达一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为此，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按照陈庆振的话说，小聚会让大家省了很多学费，“一家有经验教训了，拿出来分享，大家就一起学习借鉴了。”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当时并不出名的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到这个小组中。

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室，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了，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与此同时，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术领域和媒体。每次开会，人都坐不开，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很多人是来报道的。作为当时改革中的一股先进力量，社会各个方面都对我们这个小圈子表示出了关注。”

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中，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李岚清亲自给协会题词：“繁荣社会，振兴中华。”

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贻芳。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越来越大，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解释：“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后来成长得很快，大家谈论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上市、海外并购等层面。而中民协里很多刚刚加入的中小企业还在关注他们发展之初的企业问题，拢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的形成成为需要。1993年6月，四通集团在香港证交所正式上市，融资3.2亿港币。这是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同年10月，时任四通集团总裁的段永基提议建立一个上规模、企业资产超过亿元的企业家小圈子。段永基等人对小圈子的构想具体到：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这一年，华贻芳退休了。在他的具体牵头下，中民协里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泰山产业研究会(1998年改称泰山产业研究院)。会员资格为 “当年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家”。泰山会首任理事长为段永基，柳传志任会长，华贻芳任秘书长。

泰山会的组建中，华贻芳是不得不谈的人物。华贻芳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被公派出国留学，1955年因受其父华岗冤案牵连，华贻芳被突然召回国内进行隔离审查，后来调入中国科协工作。

华贻芳的父亲华岗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华岗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六大代表,党内的才子和一支笔。后来出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认定为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者。

华贻芳之母葛琴，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著名女作家，1932年她的第一篇描写淞沪抗日战争中士兵的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并为之作序。葛琴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影电影厂副厂长，“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的迫害。

华贻芳思想前卫，支持新事物发展，人脉关系极广，人缘很好。一直在担任辅助别人的角色，他自称是“泰山会的老仆人”。2009年，在华贻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协还为他组织了一次追思会。如今，中民协每期的会讯底页还一直印刷着华贻芳的话：“敬业乐群，献身民营”。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喻评价华贻芳：“他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道，“华老朝气蓬勃，思想意识超前。人际关系很广泛，几乎和杭州地下党的成员都有很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