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智

某农业大学的教师联名上书，要求抹去校名中“农业”两字。提出这种要求的农业院校远不止一个，山东农业大学已经正式提出“摘帽”申请，希望更名为“齐鲁大学”，还有河北农业大学也有此意，不知是否改为“燕赵大学”？其实，类似院校已经更名者也不止一个，某“粮食学院”早已改为“工程学院”了。

提起“摘帽”，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当年的“右派”平反。难道人们的偏见竟至于此，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农业同一个象征着苦难的字眼相提并论？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偏见，农业院校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这些年来，人们似乎不再强调“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了，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差别正在日益缩小，甚至有些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越城市中的工人和干部。然而，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民族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偏见却是根深蒂固的。多少年来，多少农民渴望得到一份城市户口，把摆脱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作当做自己的梦想，许多农家子弟通过高考“跳龙门”，却也不愿考取农业院校。谁说农业是第一产业？这句话好像只不过说说而已。凡是与“农”字沾边的词语给人的感觉大抵是低下的、末流的和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农业大学”也不能例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这种“贱农”意识仿佛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细细想来却是必然的。农业虽然重要，却未必能创造丰厚的价值；农民虽然辛苦，却未必能摆脱过多的苦难；今天许多农村的人文状况还难以同一般城镇相比。如果这种基本的格局不改观，“贱农”的意识就不会发生根本转变。

当然，“贱农”意识并非始于今日，所以，你不要被古代田园诗里那种诗情画意所迷惑，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什么“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其实，陶县令和孟夫子之流大多是衣食无虞的隐士，如果二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佃农和灾民，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去悠然地“见南山”，惬意地“话桑麻”，很可能因为饥肠辘辘寻思着去“闯关东”、“走西口”了。几千年来，“农”字给人的整体印象大概就是“锄禾日当午”这种付出极大而收益颇少的艰苦劳作。因此，“贱农”意识也就不足为怪，凡“农”便“贱”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

然而，农业大学的某位官员也作自我轻贱之举，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位官员把大学的取名作以这样的比喻：“这就好比一个家庭里有五个孩子，父母给其他几个孩子取的都是‘龙’啊‘凤’啊的好听的名字，唯独给一个取名‘狗蛋儿’！这个孩子就是再有能力，在别人眼里也没有出息。”按说，此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以名取人和以貌取人一样，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把“齐鲁大学”比之为“龙”，把“农业大学”视之为“狗蛋儿”大概也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此外，总是强调“在别人眼里”怎样，为何不扪心自问“在自己心里”如何？这位把自己的学校比之为“狗蛋儿”的官员应该知道，诗人刘半农并没有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农”字而有所逊色，汉奸汪精卫也并没有因为那个好听的名字而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