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两则新闻：厦门将在鳄鱼屿北侧修建一个陆域面积45万平方米的人工岛屿，将之打造成中国与旅外杰出华商的高级交流平台和高端会所。据悉，建造人工岛区域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中国青年报》8月25日）。另据《法制日报》报道，云南大理拟在蝴蝶泉附近的洱海边征用600亩良田和湿地建高级酒店，由于该项目引起社会争议，已暂停该项目的前期开发工作。

风景名胜区或者自然保护区过度商业化开发，沦为富人“后花园”的现实案例，这几年越来越多。上述新闻报道，就是例证。景区作为公共资源，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如今却频频成为资本牟利的噱头，沦为富人家独享的“个性资源”。令人痛心之处不仅在于公共利益的被挤占，还在于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被毁坏。比如一些景区遭遇的“掠夺性开发”，纵然叫停，原貌怕是也难以恢复了。

公共资源区大兴土木兴建高端餐饮娱乐场所，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渐成风气。有的打着政策的擦边球，有的干脆将制度规定视若无物，至于更加长远的对于原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不可逆性破坏，就更加不在考虑的范畴。

富人通过财富的转移消费，获得资本的青睐，而富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则被逐利的资本熨烫得舒舒服服，自然公共资源的“被消费”则正是富人消费日渐奢侈和升级的体现；另一方面，资本为了获得开发权，就用尽一切手段从掌握公共资源管理权的公权力部门手里“申请”优质资源，甚至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公共的景区“被消费”，高端会所、富人别墅区拔地而起。这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变相的侵占。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牧民从自己私利出发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而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由此，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后所有牧民破产。风景名胜区“被消费”，同样也是令人揪心的“公地悲剧”。这再一次向我们发出了沉重的警示：其一，资本也好，公权力也罢，指望其以公益公利之自觉来维系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并不可靠；其二，公权力在公共的草地上过度“放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公共监督。

还是以厦门拟在自然保护区填海造岛建设高端会所为例，涉及公共资源区的商业性开发，其项目的立项和开发，首先不能违规，同时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审议和公共的讨论？怎么能说开发就开发？其间所暴露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权和资本的强势以及民意诉求的乏力，越来越让公共社会“伤不起”。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