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

应正视民众的担忧

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经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修正案草案内容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关保护人权的条例，诸如“近亲属拒绝作证”、“不得强迫自证有罪”等新规，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认为这是中国刑诉走向人性化的体现。然而，对于加强打击犯罪的诸多条款，无论是业界还是民间，均有忧虑情绪。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是刑诉法最根本的任务和准则。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暴力约束，刑罚的责任当然是除恶务尽、以儆效尤。但刑罚的使用，必须有严格的规范，时刻以保护人民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果一旦被利用、被滥用，反而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比较集中的争议在于“技术侦查”。草案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种措施的实施，固然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必就能保证精确地打击到目标，还有可能监听到无关犯罪事实的内容，侵犯普通人的隐私，伤及无辜。

退一步讲，即便技术侦查完全做到“精确打击”，但这种办案手法上的隐秘化，很可能伤害到原本就脆弱的社会信任。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反腐败，便利用了秘密侦查手段，以至于官员家的房梁上都常常有监听者潜伏。此举虽使腐败得到了有效控制，却也导致官员之间互相猜忌、彼此拆台，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处在道路以目、噤若寒蝉的肃杀气氛中。威吓了一小撮，却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高压，可谓得不偿失。

虽然草案对于执法者的权力与嫌疑人的权利都进行了增补，但从条例本身看，在某些细节上的模糊定义，导致了两者很难进行公平的对话。比如法律规定在“监视居住”二十四小时之后，必须通知家属，但“无法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况除外。这意味着执法机关依然拥有抵挡规定的“免死金牌”，只要抛出“可能有碍侦查”这种自说自话的“合理”解释，自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的刑诉法确实需要在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之间找一个黄金分割点。在现行执法不公、冤案频出的形势之下，以立法限制或杜绝执法过程中的疏失，让中国的刑律更加公正、透明，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刑诉法对于执法者应有更强的约束力，而不能加大他们滥用职权的可能性。 康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