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我去华盛顿拜访爷爷。他和奶奶一起把我带到乔治敦的一个聚会上。我在一群大人中间漫无目的地走动，突然，爷爷抓住我的胳膊说：“小乔治，来，我想让你见一个人。”他把我带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前，他是聚会上唯一一个跟爷爷一样高的人。

“我给你带来了你的小选民。”爷爷对这个人说道，他是爷爷的同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后来的美国总统）。他的大手一把握住我的小手说道：“很高兴认识你。”

祖父有时候也非常严厉。他小时候读书的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按时上学，但不准发表自己的意见”，那种环境对于我这样一个自恃聪明的小话痨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会很快对自己做出纪律要求，并严格执行，我发现他的这个特点是因为我拉了他的爱犬的尾巴之后，他立刻在房间里把我追得四处乱跑。当时，我觉得他非常吓人。但是长大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位外表庄严的老人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母亲告诉我妹妹鲁宾去世后，爷爷在格林尼治的一片公墓里挑选了一座非常美丽的坟墓给她，这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当祖父在1972年辞世后，他就被安葬在了鲁宾的旁边。

父亲非常热爱和尊敬他的父亲，也真挚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奶奶多萝西·沃克·布什有着天使般的性格。她可能是我见过最甜美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晚上睡觉时，她把我放进被窝里，裹好，念完祷告后就挠挠我的后背。

1959年，我们全家搬离米德兰，来到了550英里以外的休斯敦。当时，父亲已经当上了一家石油公司的CEO，从事近海钻井。我在那里学习打高尔夫球，结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并就读于一所叫金凯德的私立学校。当时，我觉得米德兰和休斯敦的差异巨大，但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

有一次放学后，母亲在校车到站停靠的附近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是读九年级的大孩子了，母亲们一般都不会去校车车站附近接我们回家，只有小学生的母亲才那么做。那天她看上去兴奋异常，显然是有什么好消息。当我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叫道：“祝贺你，乔治，你被安多弗（Andover）录取啦！”这对她来说是个喜讯，但对我却不见得。

在前一年的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参观他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菲力普斯预科学校。这所学校显然和我以前读过的学校风格迥异。去安多弗上学是布什家庭的传统，我要延续这一传统。

我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向得克萨斯的朋友解释安多弗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如果有人被送往外地上高中，多半出于惩罚的目的。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准备去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布什，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961年秋天，我入学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许说得没错，父母是想惩罚我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管是去上课，还是吃饭，还是去教堂做礼拜，我们都得打领带。安多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仿佛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

这所学校治学严谨，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我的英语成绩最差。

当作业批改发下来后，我看到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分。这无疑是给我当头一棒，让我倍感羞辱。我在得州读书总能够得高分，而这则是我第一次成绩不及格。我给父母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他们鼓励我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比起学习上的步履维艰，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则适应得快得多。

在安多弗读书的最后一年，历史课的任课老师是汤姆·里昂。他喜欢用自己的拐杖敲黑板，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他总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尤其如此。里昂先生对我要求严格。他不断向我发出挑战，又时刻培养着我。他批评过我，也表扬过我。在他的鞭策激励之下，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热爱伴随了我一生。几十年以后，我邀请里昂先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刻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一个是正在创造历史的学生，一位是曾经讲述历史的老师。

安多弗的学习生涯即将接近尾声，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我的第一选择是耶鲁。毕竟，我是在耶鲁出生的。

尽管布什家族与耶鲁大学颇有渊源，我仍怀疑自己能否被录取。我平时的成绩和考试分数还马马虎虎，但是仍低于班上很多同学。学校指导学生申请大学的贝内迪克特主任非常现实，他建议我同时申请一些其他的“保险学校”，以防万一没被耶鲁录取，我还能有退路。我申请了另外一所好大学，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