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我去佛罗里达看望奶奶。我的大学朋友迈克·布鲁克斯也住在附近，我们就相约去打高尔夫球。迈克当时刚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他跟我说我应该考虑去哈佛读书。为了确保我不把这事给忘记了，他特地给我寄了一份申请表格。填写申请时我就对哈佛充满了期待。几个月后，我被录取了。

父亲想了想说：“儿子，你要认真考虑，去哈佛念书能拓宽你的视野。”他就说了这么多，但是他让我自己思考。拓宽视野正是我那些年来一直努力去做的。换句话说就是“激励自己，发挥上天赋予你的聪明才智”。

于是，我人生第二次从休斯敦搬到马萨诸塞州。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哈佛校园，并欢迎我来到“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哈佛商学院。在父母的期待下，我去了安多弗；遵循着家庭的传统，我进了耶鲁；如今，按照自己的选择，我来到了哈佛。在那里，我学习了金融理论、会计和经济学。通过学习，我对管理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理解了为组织设立明确的目标，下分任务，各尽其责的重要性。我也获得了信心，期待着追求创业的梦想。

1975年秋，我把所有家当都装进了1970奥斯莫比尔短剑跑车（Oldsmobile Cutlass），开回了家。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寻找导师。我早期拜见的第一个人是当地一名律师，名叫博伊德·劳克林，号称“法律漏洞”。他与一个叫巴兹·米尔斯的大块头开了一次会，这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在石油行业具有多年从业经验。我看到巴兹和他的合伙人拉尔夫·韦——一个喜欢嚼雪茄的家伙，在玩金拉米金拉米（Gin Rummy），一种两人玩的纸牌游戏。

虽然他们看上去非常友好，充满了乡土气息，但是他们对石油行业的理解非常透彻。我告诉巴兹和拉尔夫我想学做一名土地中介人。土地中介人的工作就是去各个县法院，查看谁拥有潜在钻井点的油矿开采权。工作成功的关键是能够静心研读大量的文案，对细节有着敏锐的捕捉能力，并且拥有一辆靠得住的汽车。起初，我跟在一些经验老到的土地中介人后面学习，他们告诉我如何阅读权利证书。然后我独自上路，查阅法院每日费用记录。最终，我在巴兹和拉尔夫的油井里购买了少量油矿开采权和开采权益。

与那些石油大亨相比，我只是在捡他们剩下的。但是我还是能够靠着这份职业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并从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为了节约成本，我尽量减少生活开支。我租了小巷里一座500平方英尺的房子，我的朋友们管它叫“有毒废品站”。床的一角折断了，于是我用领带绑上。房子里没有洗衣机，所以我就把脏衣服拿到唐和苏西·埃文斯的家里去洗。

1976年春天，唐和另外一位密友，一个叫查理·扬格的米德兰整形外科医生，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去奥德赛听威利·尼尔森的演唱会。我们买了一些可以把瓶子塞进裤兜的波旁酒，在路上喝了几大口。当我们到达埃克特县体育馆后，有人提醒我们不能带酒进场。于是我们在外面大灌了几口，扔掉酒瓶，入场找座位。

查理认为我们还要多喝点酒才能尽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居然跟舞台工作人员说威利·尼尔森想喝些啤酒，而且那位舞台工作人员被他成功说服。于是那个人尽职尽责地拿着查理的钱出去买啤酒。查理留了一箱给威利，把另外一箱偷偷地拿回给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座位上，像饥渴的流浪汉一样一阵狂饮。在我们每个人几瓶啤酒下肚之后，查理提议去舞台上感谢他的新朋友。唐很聪明地留在座位上，但我跟了上去。

在乐队的演奏声中，我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前排观众中一群米德兰人认出了我和查理。他们喊着也要喝啤酒。我们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演唱会结束后，查理把几瓶长颈啤酒瓶塞进了衣服里。当我们三人出场的时候，酒瓶滑落出来，一个接一个地砸碎了。这无异于给安检人员拉响了警报器。前一刻我们还不紧不慢地往外走，后一刻就夺路而逃，三个醉鬼为了自己的名声逃离了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