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

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

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续说道：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

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