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事业”行动很成功。独裁者很快垮台。美国只有很少的人员伤亡。许多人都被快乐的气氛所感染，除了父亲。对伤员和那些陷入苦难的家庭来说，战争的惨痛代价惊人之高——对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来说也一样。

我和父母站在一起唱平安夜颂歌的时候，走来一位海军随军牧师。他说：“先生，我刚从圣安东尼奥的威尔福德大楼（美国一流的空军医院所在地）回来，那里安置着受伤的士兵。我告诉那些孩子们，今晚我要来见总统，可以替他们带话给您。”

他接着说： “士兵们说： ‘请告诉总统，我们为能给一个伟大的国家服务而自豪，也为能给乔治·布什这样的伟人服务而自豪。’”

父亲热泪盈眶。

那些辛酸的日子，让我能深刻体会将士兵们投入战斗的决定会给决策者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当我成为做出这种决策的总统时，没有什么能帮我做好接受这些影响的准备。

父亲的总统任期中我曾数次造访戴维营，据我所知，那是美国总统享有的优越特权之一。

9月25日，星期六，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在这里聚集起来，开始拟定对阿富汗作战计划。那天上午的第一个重要表现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6个月前，在我的命令下，乔治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启动了一项旨在摧毁基地组织网络的综合战略。从“9·11”事件发生直到我们于戴维营开会的4天中，中情局的队伍已经加强了计划执行力度。乔治提议我授予他们更广泛的权限，以便实施秘密行动，包括授予中情局人员在没有我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击毙基地组织成员的权力。我决定批准这一申请。

中情局计划的核心，是在阿富汗这个“9·11”恐怖袭击的策源地发起新一轮攻势。据估计，从1996年到2001年之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的训练营培养出了几千名恐怖分子。作为回报，本·拉登用个人财富支持塔利班。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阿富汗不仅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更是个靠恐怖主义支撑的国家。

尽管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几近严酷，它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在阿富汗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一些部落领袖组成的“北方联盟”始终保持着对当地人的忠诚。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暗杀了北方联盟广受爱戴的领袖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本·拉登的暗杀行径刺激了联盟同美国合作。我们有相同的敌人，也有相同的目标——终结塔利班的统治。

乔治的计划需要将中情局小队部署在北方联盟中，武装、资助并加入抵抗力量。他们可以一起策划最初的突然袭击。将我们自己的力量同当地的反对派力量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避免使自己看上去像个征服者或者占领者。美国要帮助阿富汗人民解救他们自己。

我们不会单独行动。科林·鲍威尔用卓有成效的工作让许多国家和我们结成同盟。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能够提供军事部署；另外一些，包括日本和韩国，许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后勤保障。韩国后来也派遣了军队。一些关键的阿拉伯盟友，像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与我们分享了有关基地组织行动的重要情报。

我们吸纳的最重要盟友是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阿富汗的影响力，像它自己东边的邻国一样大。“9·11”事件发生时，巴基斯坦是仅有的三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另外两个。

9月13日，科林给穆沙拉夫总统打电话，明白地表示，他需要弄清楚穆沙拉夫站在哪一边。他给出一份没有谈判余地的需求明细，包括谴责“9·11”事件，拒绝给予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避难所，共享情报，给予美国飞越领空的权利，以及断绝同塔利班的外交关系。

穆沙拉夫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转而反对塔利班，对他的政府和情报部门中的鹰派来讲几乎不可想象。战争会议间歇中，我从戴维营打电话给穆沙拉夫。我说：“感谢您能倾听我们这个悲伤国家的要求，我期待着同您的合作，一起将这些人绳之以法。”

“虽然风险很高，”穆沙拉夫对我说，“我们支持您。”

我们国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或许很复杂，但是在4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把阿富汗的关键邻居，从塔利班政权支持者变成了武力推翻塔利班的同伴。

接下来由军方做陈述。他们抛给我三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