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的悲剧依然扎心，道德反思仍在继续。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寻求法律介入，惩戒见死不救，体现了对道德滑坡的担心和自救。但通过法律惩戒见死不救，需要一个道德前提，那就是当事人一定要有主观上的不救，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当事人确实见死不救。在小悦悦的悲剧中，就有路人声称自己当时没注意。即使做到了“满城尽是摄像头”，也无法通过摄像完全还原现场，也无法证明当事人到底有没有注意到危情。更何况，如果真做到了“满城尽是摄像头”，能够确保还原每一个现场，何至于出现“不敢扶”的道德尴尬？而通过摄像记录加上“合理想象”推断出的事实，难免没有出入，难免不会误伤路人。

法律只是手段，本身不是目的。通过法律惩戒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道德滑坡，但也不能乐观地以为，法律惩戒就一定能把道德拉到坡上来。既然法律惩戒可能会误伤道德，而且在极端条件下，可能性会无限扩大，就会对道德产生又一种伤害。在这一节点上，甚至无法判断伤害的级数是高是低。

法律只是维护秩序的一种工具，就见死不救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手段可用，那法律就成为不得不用的最后手段。可事实并非如此。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国外看见同胞沦为奴婢，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就会得到国家补偿。这道法律执行了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重返家园。这一典故启示，当前起码还有奖励手段可用。与见死不救对应的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不张，见死不救猖行；见义勇为之所以不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奖励不够，导致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现实中，见义勇为虽然有奖励，但大多是确定事实后的奖励；对于见义勇为中出现的争执，无论是法律还是制度，救济既不够有力也不够及时。如果对于见义勇为中出现的争执，法律和制度及时介入、证明清白、公开奖励，岂会出现“不敢扶”的社会心理？

既然能够在道德框架下解决道德问题，又何必用冰冷的法律破坏道德的柔情？面对小悦悦的悲剧，制度层面更应该在奖励上发力。应该建立应急机制，当争执发生时，公权和司法层面迅速介入，确保每一个做好事者不受冤屈；应该设立奖励基金，对于见义勇为要像招商引资一样重奖；应该形成社会导向，让见义勇为者和其他领域成功者一样，受到社会尊敬。倘能如此，道德何至有滑坡之虞，人性何来冷漠之说？

建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