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从北航毕业。专业是自动化。按大多数人印象我该去工厂车间，摆弄生产线，接我爸工程师的班。但我太不安分了，初中和石康不好好学数学语文，专做文学少年不说，大一时是北航霹雳舞比赛冠军，大二开始抱着吉他坐女生宿舍下面的草坪上唱歌。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外国摇滚乐队的演唱会开在北展，我从家里骑了俩小时自行车过去，但发现票太贵，买不起，就在场子外边迎风而立，又合着风声，听了场馆里边飘出的地动山摇俩小时。

毕业后虽然还是分配进中科院力学所干了一年，但一是心不安分，二是工资太少，总觉得这样下去，生活财务自由的梦想遥不可及。

所以，创业吧。

在现在人看来，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是最好的时代。摆一地摊儿，每天赚100块钱——我当时在中科院一月的工资也就100多。但那也是最坏的时代，成功的人活下来了，说那时有胆就能赚钱。他们身后是无数失败了、没发出任何声音的人。在商业环境、理念、方法都几乎从零起步的中国，那就是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时代。

我没钱，也没人投资，所以必须干启动成本很低的事儿。于是我以发明开始创业。第一个发明是什么呢，现在差不多每家都有，但每个仿造者都没给过我专利使用费——拧水墩布。没错，你家卫生间水桶里蹲着的那个，是我发明的。

我在长安商场租了一个露天的、没柜台的摊位——进门一平方米的空地一块。一把墩布没卖，正规柜台我还租不起。一开始，周围稀稀落落，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吆喝，总还有知识分子的矜持，拉不下面子、扯不开嗓子。举个墩布，半天没人聚过来，心急火燎。站了俩小时，心想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拿什么知识分子架子啊。卖不出货，中午饭钱都没有！一咬牙，看见有人走过来，扛着墩布就上前。

可一看人，我一下把头低下了。对面是个美女，而且认识！中科院软件所的所花儿，食堂吃饭时还打过招呼，刚鼓起的勇气又被扼杀了。所花儿没注意这扛墩布的小子，依旧前行。

俩人都快擦肩而过了，不知道是哪根弦忽然不对，还是饥肠辘辘的肚子给我提醒，抑或突然就冒出“我跟她说两句话又能咋地”的倔念头，我咔嚓咔嚓像掰大号齿轮一样抬起自己的脑袋，与她迎面对视，特别阳光地一笑。她还惊讶“这不是蔡明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推销了。比手画脚，前言不搭后语，感觉嘴已不受意识控制。但是，她买了我一把拧水墩布。

事后回想，也许这位前同事，还是有一些同情因素，带着些“你咋来干这个了”的唏嘘念头，买了我的墩布。但终究，这是我第一笔做成的买卖。

破冰永远最艰难。卖出第一把墩布，精神大振，中午肉都多吃了几块，之后回到没有柜台的摊位继续吆喝。毕竟，我这个发明是中国第一个不用拧得满手脏水，套杆一转就完了的墩布啊。凭借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几袋胖大海的鼎力协助，那时普通墩布卖2块8，我的拧水墩布卖21块8，但依旧得到逛商场老百姓的青睐。第一天，卖了77把，商场日杂组第一名。

这件产品当年大卖，火遍京城。我坚持科技发明，去武汉参加全国百货订货会。这次跟在商场一样，没钱租摊位，就带着各种发明：肩扛拧水墩布，脖子套着游泳练习圈（脖子版救生圈，不影响双手划水练习），脚踩两头穿拖鞋（不用从鞋柜里取出来时倒个儿），关公耍大刀一样站在场馆外面吆喝。武汉是知名火炉，一身“重装备”的我如蒸桑拿，但眼里哪有酷日，全是明媚阳光。

时间来到1993年，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通货膨胀。下半年，畅销产品拧水墩布的原材料涨了一倍。那上半年呢？我盲目乐观，搞了个办公室，像模像样装修一番。而全年，仿造者开始如海浪般汹涌而来。

这年我赔了30万。在那个年代给我的压力，类似现在赔30亿。

年底，朋友约我去看崔健的小型演唱会，工体旁边一个小酒吧。我要了一杯啤酒，听着崔健在台上吼歌。酒没喝，因为你喝完就要再点一杯。我就一直攥着杯子，直到嗓子干得不行，想抿一口的时候，发现冰镇的啤酒已经被焐热了。

当时脑袋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要不，申请破产？

就闪了几秒钟。我不能像陆涛，先追求田园牧歌，不行就撒手不干，有富老爸买断不良资产。我必须奋斗，先活下去，才有梦想。

当时我有另一个专利，做了段时间，还没开始卖。排烟柜，把抽油烟机加个到地的铝合金罩子。这个没推就死，那是死不瞑目。当时我决定搏一把，在《北京晚报》做次半通栏广告。6000块钱一个半通栏，借钱，咬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