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巴厘岛，一待就是几个月，跟当地人彻底打成一片。本来只是租住的屋子，但待着待着，逐渐锅碗瓢盆家具就都购置齐了。她认识了一个法国建筑师，建筑师要回国了，就说我的房子给你住吧。这房子在原始森林边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动物到他们家散步。红英开始一个人住有点儿害怕——不是怕动物，而是怕陌生人。她就打电话，请这个法国建筑师的佣人来同住。人家一来，红英傻眼了。拖家带口七八个人。佣人说：我们一家从没分开过啊，要来就一起来吧。

她会坐在苏格兰的小酒馆里，在老头的风笛和口琴声中，给一群酒鬼唱中国民歌。酒馆老板会跟她说：“你不是来自中国，你肯定来自威尔士！”“为什么？”“因为威尔士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那威尔士男人呢？”“Shit！”红英哈哈大笑时，老板会接着问：“你有男朋友么？”“有。”“Shit！”“为什么？”“我正在找女朋友。”

她说她不爱大别墅，就爱四处遛达，天生是个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就是一生在流浪。我想他们不是因为害怕或者逃避现实，更多的是渴望游走在各色人群与天地间，用眼睛发现真实的生活。这个不安分的民族从来就不愿意把生命交给尺寸之地，不愿意让千篇一律的生活束缚他们渴望自由的灵魂。没有挽留可以让他们停下脚步，没有失落可以让他们放弃追求，没有命运可以让他们委屈妥协。吉卜赛人对流浪保有着浪漫的向往和天生的热情，出生时是起点，死亡时是终点，其间都在路上。

这种生活方式更本源而纯净：自由。

中国有多少人会过“自由”的一生呢？我们打小，就从来不被教育自我认同，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那必然还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人的本性之上。

在西方国家，很多父母会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变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自我接纳的中国人，不少就陷入了内心价值感的混乱中，进而随波逐流，一起痛苦，一起烦躁，一起承担着各种压力。

我见过不少人，包括曾经的我自己，都活在焦虑的日子里。西方世界积累了500年的资本，我们30年就积累差不多了。但同时，他们500年的焦虑，也被我们压缩在30年内来消化。当GDP飞涨的时候，我们的焦虑指数一起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英国2009年一份调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全球高居第20名。为什么说“高居”，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觉得幸福。调查里边都是数字，看着挺客观，其实“客观化”的数据，测算出的哪算幸福指数，最多是赚钱指数。钱多就幸福么？红英确实比不少人有钱，但比她有钱的同样不计其数。可她是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

是否幸福，要看是否自由地选择了生活方式。

我想，经济状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社会保障不健全，赚多少钱都没有安全感，总觉得一有状况、房价一涨就可能失去一切；而赚的真的足够多时，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又开始怕绑架遭暗杀。但我要说，如果梦想是赚钱，那必然不会为流浪花光所有积蓄；如果梦想是流浪，你赚到的钱永远会够花。而真正开始了流浪，你不会再为赚钱花钱忧愁。

开着拖车游荡在各地，翻过山脉，越过河流，没钱继续走了就停下来，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当钱挣够了就重新起行。流浪的人对生命有足够自信：只要在游走中，就有灵感，就有意义。有钱的时候高歌猛进，没钱的时候把车一停，去别人的牧场喂猪拾牛粪。

不愿去流浪，只有一个理由：心还没自由。

当然，我不是忽悠大家都去流浪，那样中国就成另一个吉卜赛了。我希望的是，每个人能像红英一样，尊重内心真正的渴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你知道这个浮躁而物质的社会，还有一类人，像红英一样，心灵与天地一样宽广，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的呢？

我羡慕红英，如此自由地享受生命，这生活方式正是我追求的。我写作的时候，她关于西班牙格林纳达的书已经快出版了。郑重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她的文字就是一个闲逛的女子，干净、悠闲、无畏、直达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