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围观

与

全民起哄

杨文毅

当今国民的精神，麻木迟钝又敏感脆弱，焦虑狂躁的多，成熟理性的少，这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国民性。当年鲁迅先生提出改造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李敖先生对此也有论述。在社会由过去的“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民的角色意识也正在渐渐地苏醒，但由于转型期来得太迅猛，以至于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如此开放的而多元的世界，竟然手足无措，一时从官方到民间均感到无从应对。

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要素条件有三个：一是利益驱动，即与自己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是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即合法合理的诉求渠道；三是自身利用该平台表达诉求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我们现在是后两点比较欠缺，造成公民利益攸关的诉求表达出口不畅或表达不出来（能力与水平），因此而以扭曲的方式或变态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形成“围观”、“看客”与“起哄”。互联网在快速传递信息的同时，也成为许多网民“挟持”利用的利器，一些社会事件或公民热议的问题（尤其是涉及自身利益方面），成为他们发泄的出口，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评判是非对错，以片面的价值取向（如同情弱者、权势者必腐败等）来取代现实层面的东西，认为只要符合社会道义、常理的（不论是否违法违规等）均是应该颂扬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机械化理解、口诛笔伐、网络暴力一片，有时甚至冷漠无理性，如杨佳事件、湖南爆炸国税分局等事件，一味叫好。去年央视大火，也是一片喝彩，网络围观者，看热闹者，瞎起哄者更是不计其数。甚至一些偶发的社会事件在一些网民的杀伐声中误导了事件的处理，“网络水军”也乘机大行其道，不负责任的谣言，猜测快速传递，仿佛他们真的了解事件真相，俨然是正义的代言人，很能引起一般民众的认同与盲从，让相关事件的处置部门不得不“软处理”、“冷处理”，最后息事宁人，客观上抬升了这些网络推手和围观者的信心与士气，自以为占据着网络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引起一片网络叫好声。

不排除官方网络应对机制的低能与不健全，也不排除官方在某些方面企图掌控“大局”、不给地方造成被动影响形象思维逻辑的存在（有些的确是不作为或懒政、怠政）。这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失范失序的国民劣根性在网络上的集中宣泄，引来大批围观与起哄，无论你怎样做，结果如何，他们似乎都不满意，但又没有很“给力”的建议，形不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置官方于尴尬境地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污损着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淫己淫人的意淫中享受着快感，骨子里头又是那么的虚伪，虽痛恨权势但又欲得之，虽憎恶腐败但又欲行之，不查都是好官，一查，皆是贪官，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什么逻辑！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民主，民主不是民粹，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民主是理性的、健康的，而民粹则是狂躁的、残缺的，对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如“文革”）。国民素质不提升，臣民心态（既媚官媚富，又仇官仇富）不调整为公民心态（责任、道义等），空喊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东西方社会的最大差别在对“公”与“私”（即群体与个体）的理解上。西方强调“利己不损人”，教育国民不要给社会和其他人制造麻烦，其结果是“公”、“私”和谐两利；而东方则强调“公而忘私”，教育国民时刻要以社会和人民利益至上，但结果却往往是“因私而废公”，乃至干出许多“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事情，其结果是“公”、“私”龃龉而两害。何也，百思不得其解，答案或许就在国民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