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民谚云。

10月胡润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之前的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两者的潜台词似乎都在说——在中国，60%以上的富豪正在琢磨移民这个事情。

不论外界如何质疑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一股来势汹涌的移民潮再次兴起。

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

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让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作为移出地的中国，正在面临资金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流失。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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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移民潮，并非一种传说

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虽然对于白皮书中出示的数据，社会各界普遍持保留态度，认为此调查的采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仅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个人)进行调查，和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并不足以说明国内企业家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也有专家结合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财富报告)发表观点，认为白皮书中的数据，与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相近，其中在有关移民问题上，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4%。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谈到对投资移民的看法时提出，此次移民潮与前两次相比，在主观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遵照自己意愿的移民行为。

在夏学銮看来，前两次移民潮的出现，皆有社会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是出于海外寻亲目的选择移民，这种选择是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够一家团聚。同时在整个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现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于感情因素。而现今的富豪投资移民，则没有上述两次移民的不得已情节，实属个人意愿下的选择，是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

夏学銮表示：“作为一个曾访问过多国的学者，我可以说，国内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实则是一种围城效应。”夏学銮指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则移民美国的人更应该担忧。同时，美国的治安在全球发达国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后，作为首都的华盛顿时常有枪击事件发生，严重者甚至演变为一场枪战。一些企业家认为外国的月亮必定比中国圆，是一种未经过调查的极为盲目的判断。

通过对一些移居海外个案的采访，记者发现，大多数35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后都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语言优势的弱化。一般情况下，即使英语基础较好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也依然会在语言沟通上成为弱势群体。并且长期身处在使用外语的环境中，也会导致大脑思维疲劳，从而排斥和人进行语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圈子的变化，也是导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因为有政策规定必须五年内在澳洲住满两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政策被很多人称为“移民监”，甚至出现过为拿身份坐“移民监”而身患抑郁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移民监”政策，而最终选择放弃永久居留权。

部分接受采访的移民企业家明确向记者表示，偶尔去移民国消遣一下，感受异国情调尚可，长期的国外生活则很让人崩溃。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无法在移民国融入主流社会，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这种情况下，移民身份只是一个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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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国热到移民潮

抛开白皮书与财富报告中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出国热与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出国热，始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国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直系亲属及配偶因历史原因长居海外，使其选择寻亲移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评价这一时期的出国特点时讲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不能称之为移民，这种以留学为理由出国的人，在办理签证时，一旦被接受国相关机构发现其有移民倾向，是要被拒签的。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出留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则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市场的庞大缺口，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生活质量高、就业机会多所致。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批的技术移民导致中国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顾骏认为，当时知识文化精英大量技术移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他们能够施展发挥所学的土壤。而夏学銮教授则表示：“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术精英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却恰巧与富豪投资移民的时间点重合。”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市场疲软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放宽移民条件，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带动本国经济。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促使中国企业家移民的条件。据夏学銮回顾，中国企业家移民趋势最早开始于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比例开始逐渐递增。

201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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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哪里？

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主要倾向于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

上海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告诉记者，依据外联集团多年来为私人办理出国签证的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企业家们的投资移民更倾向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主要是基于接受国的移民政策和企业家自身条件两重原因考虑。如一些接受国家在投资项目上，更倾向于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对于做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家则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对于企业家本身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相对华人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对于澳大利亚更倾向于投资开办具体企业的创业模式来说，美、加等国鼓励企业家将钱投资到政府制定的创设项目，则更得到富豪的认可。

陈伟琪告诉记者，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门槛是投入50万美元到一个政府指定项目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的企业家。同时，移民新政还放宽了对移民申请人的其他条件限制，如规定申请人无年龄、教育程度、英语能力及商业背景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赠予或继承皆可；申请人、配偶及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子女，可同时申请。

在美国的投资移民新政颁布之前，作为投资移民国，更多企业家选择加拿大。而近年来，随着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对于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也是水涨船高。陈伟琪告诉记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资要求为，一次性投资4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或一次性投资1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财产属于无偿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用于加国内的各项建设，申请人不参与任何利润分红。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这两个投资档位分别被调高至80万加币和22万加币。”

外界猜测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对此，加拿大官员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去年以来，陆续颁布了投资移民新标准，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资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颁布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中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提高到250万新元。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公司最近3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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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移民之间的权衡

对于目前国内富豪的投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看法不一，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胡润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企业家将其资产从国内的实体经济，转向国际范围的投资项目，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胡润表示，参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家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主的盈利模式，实为企业家成长的初级形态。企业家们将自己涉足的领域从本土转向全球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势必开始向投资类行业转型，就像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涉及全球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形式也以基金、股票等形式居多，并且倾向于短期回报的项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资金在全球宏观范围上的大循环。

至于投资后的移民行为，很多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拿到国外身份后，便可以在国外享受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更利于其海外业务的顺利进行。资料显示，所谓投资移民，国内大部分做此选择的企业家只是取得了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并未放弃中国的公民身份，而这部分人中的85%，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中国。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也表示，根据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办理的大部分委托申请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出国后保留其中国护照，只在移民国享受永久居留权，并且大部分企业家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还是在国内生活，但在涉及出国事宜的时候，有了国外身份就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陈伟琪也向记者透露，国内很多富豪选择投资移民，其更倾向于移民而非投资，相当一部分富豪将移民国设定的投资资金最低门槛，当做购买国外身份的成本。以加拿大为例，不论是选择一次性投资8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还是一次性投资2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投资都没有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直接的盈利，只是为其换得了加拿大的常住身份。至于申请人拿到常住身份后，是否在加拿大国内参与其他基金、股票类投资，则另当别论。很多企业家认为，拿到国外绿卡，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今后在居住地上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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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移民对我国经济影响大

日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富豪移民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种种影响与对策。

记者：在你看来，富豪移民，对于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胡星斗：首先，主要是对于民众、对其他(没有移民的)企业家的心理上的影响，也就是说，好像有钱人都转移资产走了。

其次，它也造成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某种滑坡，因为很多人都是把钱从实体经济这里抽出来转移到国外，所以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某种滑坡。

记者：你说的富豪移民带来的这种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应该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观测出来的吧？

胡星斗：这个(影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来，但是，目前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征兆。也就是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大，比如说，大家都不愿意做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非常微薄，比如说，做实体经济不如炒楼、炒股、炒艺术品之类的。

所以说，实体经济在中国可能滑坡比较大。而且，即使还有人坚持做实体经济，由于其微薄的利润率，大家也不愿意对其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中国的实体经济成为无技术的实体经济，没有自我的技术、自我的品牌，导致这样的一种低端的实体经济的出现，所以它的长远影响应该还是有。

记者：你之前也表示过，这些大富豪的外流带走了大量现金，“如果现金因全球经济萧条而无法回流到中国，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这种分析，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胡星斗：实际上不完全是富豪移民会带走多少资金的问题，当然他们带走的资金肯定比公开估计的要多，现在公开估计是100多亿元，实际上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富豪带走资金，可以通过地下钱庄等很多监管不到的途径转移资金出去。

我说的意思还在于，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问题。富豪资金外流，只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一个信号而已，也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滑坡，即使有一些实体经济，也是无技术的工业化、无技术的实体经济。

记者：一个悖论是，很多移民的中国富豪只是获得国外的PR(永久居民权)，他们的国籍、他们的事业重心还是在中国。你认为就这种情况而言，对于中国经济产生的主要影响，到底在哪里？

胡星斗：当然会有一些人回国做生意，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一去不复返，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子女、家人定居国外，然后把大量的资金都转移出去了的。

这种表面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带出去的资金不多。但是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它的情况是严重的，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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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对富豪移民“设限”

记者：尽管如此，你似乎也一直强调富豪移民与官员移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胡星斗：对。我认为，官员移民，转移财产，他可能是把黑钱、贪污的钱给转移出去了，可能涉及公权力的正常运行(的问题)。而私人企业家转移个人的资产，这应当是他个人的行为，国家也没办法对他个人的出入境进行限制，他应当是进出自由。但是官员却不一样，官员是涉及公权力的部分，他可能涉及很多违法的事情。

当然，私人企业家也有可能是因为违法的事情出境，但是他如果有违法的事情，他在国内的时候，你就应当对他做出调查，而不能够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你就限制他的出境自由，这恐怕也不妥当。

记者：我看到一个数据显示，对于携带巨额财富移民的中国富豪，有79%的网友主张政府“加以限制”，“因为他们享受了好政策，却没有承担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对针对富豪移民的所谓“设限”，你怎么看？你赞成吗？

胡星斗：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如果对富豪的出国移民“设限”，很有困难，这是因为：其一是，你如何界定该富豪是出逃还是正常的出国经商行为？这几乎没有办法界定；其二是，怎么才能称之为“富豪”？有多少资产才能界定为“富豪”？这也没办法界定。而且，这涉及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你不能“设限”。

当然，你如果能够抓住把柄，证明这个富豪有违法资金，你可以限制他资金的流动。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来证明他的资金是违法的资金，你也没有办法进行限制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通过地下钱庄之类的把资金转移出国，你对这个地下钱庄进行打击，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方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出境或者是通过正常的途径把资金转移出去了，恐怕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如果是境外投资之类的，恐怕我们也没有办法。

记者：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制度缺陷，这对于官员或者富豪而言，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他们想这么做，会有很多漏洞可以钻。

胡星斗：对。对富豪的资金，我们一般假设它是合法的，除非你能够证明它不合法。而如果一名官员拥有庞大的资金，那我们首先应当设定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官员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金。所以，对于官员的资金出境，当然应当进行严格的审查。

记者：所以你还是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作为个体的富豪的移民这种迁徙权利？

胡星斗：对。因为目前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一个企业家愿意在哪个国家定居，那是他的自由，除非你能够证明他的资金是违法的资金，那你可以限制他(出境)，否则，我想也不能够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官员却不一样，官员他是为某一个国家而服务的，而且他涉及公权力的运行，就是说有可能出现以权谋私，所以，对于官员(移民)，我想还是应当“有罪推定”。而对于企业家(移民)，可以做“无罪推定”，除非你证明他某些资金是违法的。

记者：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可为的空间吗？

胡星斗：那些企业家移民到国外或者转移财富到国外，只要他的财富是合法的，我们必须尊重自由贸易、全球化、WTO等规则，容许他们转移。

我们所要思考的是，怎样来改善国内的金融环境，改善我们的法制状况，让更多的人愿意留在国内，以及出去了的人还想回来。

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要保护产权，我们很多企业家的产权是不受保护的，因为在中国，你得罪了地方领导，那你很有可能破产，企业的资产都可能被转移到别的官员或其他人手中，因为我经常接触到这样的案例。二是要改善法制环境，要改变人治大于法治的状况。

最主要是做上述这两个工作。当然，其他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比如，减轻税费，改变国有垄断的金融状况，改善融资等，在汇率方面，要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些企业家等。

据《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