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莉 李 彤

近年来，医患纠纷、医患冲突事件不断升级并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据媒体报道，2011年9月15日，因医患纠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而就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类似极端事件不胜枚举。显然，医患关系的警钟已然再次敲响。我们不禁要问，新医改两年后，医患纠纷为何不断？是改革的代价，还是发展的必然？是制度的真空，还是人情的冷漠？

医患冲突由来已久，坊间经常传扬这一句俗语“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虽是一句笑谈，却也道出了老百姓多年来的希冀和无奈。如果古时的“讳疾忌医”是对疾病、痛楚的一种自欺和回避，那么，今日的“讳疾忌医”则真实地表露出老百姓对医疗机构的抵触和对医者仁心的质疑。伴随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医患冲突在形式、强度以及社会影响上呈现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具体而言，现阶段医患冲突形式更加多样，甚至已然激化并演变为极端暴力事件。与以往医患冲突时“君子动口不动手”截然不同的是现在的医患双方都缺乏信任，互信对抗，消极态度的彼此强化，最终导致医患冲突强度不断升级，由最初的质问、推搡到直接诉诸威胁、恐吓甚至身体伤害。而且，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上各种医患冲突事件又因媒体的报道和网络的关注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被不断放大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医患冲突。

在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改革持续推进、社会结构急剧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着显著变化。尽管医患矛盾抑或冲突在新形势下已经存在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事实上医患矛盾甚至冲突本身并非一个真命题，医患冲突就是一个误会。之所以在现阶段如此凸显和强烈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医患冲突从形式上来看源于传统“熟人社会”与现代陌生关系张力下社会信任关系的消解。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彼此间联系紧密的共同体结构和倾向相互协助的“熟人情结”，在遭遇以追求个体自由和彼此冷漠的现代社会时，原有的依赖、互助甚至信任基础瞬间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猜疑和欺骗。医患矛盾双方互不信任并以自认为最理性的方式行事，最终使误会变成冲突。其次，医患冲突从过程上来看，源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与仇视。其实，很多医患矛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冲突并非源于事件本身。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造就了彼此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团体——“强势”和“弱势”群体。两大群体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彼此对立，并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对“强势群体”的仇视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旦医患双方引发误会、产生矛盾，这种状态在社会上就会转嫁为对“医”（强势）的仇视、谴责和对“患”（弱势）的同情、声援。经过媒体报道和网络的传播，天然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使“医者”更加有口难辩，“患者”则更加有恃无恐，从而矛盾升级，冲突加剧。最后，医患冲突从结果上来看，源于在现代理性精神与传统认知习惯的碰撞。医患冲突最终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有社会的必然。医患冲突本来就是误会，之所以酿成悲剧，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双方不信任、不理解。现代社会讲的是有限的科学、理性，而传统社会人们相信的是无所不能的强人逻辑和“潜规则”。现代医学技术有其局限性，“无力回天”的事时有发生，而患者一方却固执地认为一旦出事就是对方的错。而当自身权益遭受损害时，后者也通常抛弃正常维权渠道而选择非正式的恐吓、威胁以及身体伤害。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实现以人为本、减轻病人痛苦、促进医患互信，提高治疗效果的需要。医患矛盾尽管在一定时期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是，人们在因此而酿成的悲剧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具体地说，一是要加强医患沟通与互信，提高患方的心理预期，使患者及其家属包括全社会了解医学特殊性和存在的无奈，尊重医疗事实，不过高估医疗效果。同时，医务人员也要尊重患者，理解患者心情，在宽容的基础上建立互信机制，在制度上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医患矛盾进一步激化、升级。政府部门即要关注舆情民意，了解民众呼声，更要在医患矛盾发生时，及时有效地为医患双方提供沟通平台，引导双方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媒体部门也要尊重事实，不要过分渲染，误导社会公众。三是要持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引入第三方对医疗行为过程监督，减少甚至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对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医患矛盾进行必要的调解和援助，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弘扬医德，尊重生命、互助互信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