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14日，一大批风华正茂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级大学生手握毕业证书，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校，奔赴祖国四面八方，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30年后的今天，2011年12月3日，郑州大学新校区，这些年逾半百的“77级”中老年学子欢聚在母校，感谢恩师教诲，畅叙同窗深情。

为了更好地展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77级”毕业生的风采，我们特策划了这组报道，以飨读者。

这是一群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

这是一群创造了共和国高考历史的人；

这是一群堪称国家和社会栋梁之材的人；

这是一群有故事的人。

“77级”，一个耀眼的时代标志，一段可歌可泣难忘的传奇。

高考改变了

他们的命运

本报评论员

人的命运由人决定，亦由社会决定。而在一切可能性面前，“命运将发现自己的道路”。当许多年后的阳光再一次照亮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闪回到1981年。

那一年，有许多的平常又有许多的不寻常。那一年，时间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自然的音乐虽带有忧伤的旋律，却处处回荡着美好。感恩生活馈赠的“77级”大学生永远不会忘记，岁尾年末，他们告别久久徜徉的大学校园，带着无数人的期待，走向社会，走向广阔的生活。

更早的四年前，国家百废待兴，但人们已怀揣着梦想上路。这一年，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一项正确制度的选择，给了翘首以待的人最珍贵的机会。

高考制度的恢复，书写了中国高教史上神奇的一笔，并使得“77级大学生”这几个字，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在之后的34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20余万名大学生，从十年的历史断层、人才断层中脱颖而出，他们是青年中的佼佼者，是时代选中的幸运儿。生活曾在别处，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在纷乱的社会中考问过、确证过自身。他们的全部知觉，他们的所有痛感，融入了时代的风风雨雨。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一个拐点。应该说，历史的前景，所关涉的是一个个人的命运，高考的恢复，更是亲身参与了这场制度变革的几代学子及他们家庭命运的拐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那个年代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教育伦理。强调分数面前平等，打破了出身论，也使那些遭受歧视的有志青年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一项教育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中国。这种改变，其实质意义是社会重新构建教育文明，中国构建新的社会文明。汤因比说，文明是一种运动，不是状态。中国从十年动乱的噩梦后苏醒，不断地加速着改革进程。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整体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文明。知识改变命运，这是1977年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高考改变中国，从1981年开始，整整30年，千千万万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学子，以自身的成长，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完成了对社会主流人群形象的塑造。

1977年，一个制度的推力，启开了社会进步的命运之门。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而历史，更不可能出现对过往的模拟或重复。34年过去，“77级”的大学生们已是两鬓飞霜。34年，高考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变革同步行进，直到当下，高考仍是多数群体中的个体向上走的有效通道。他们的价值取向将持续影响社会，他们的未来也将影响国家的未来。

——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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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1959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1981年1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1984年以来，一直在高校新闻院系执教，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彬，人如其名，无论对待长者还是后辈总是彬彬有礼，话语平和带着睿智。昨日，记者连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彬，追忆大学生活，讲述成长经历。

“毕业三十年，可谓弹指一挥间……”1981年12月，李彬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向）毕业，当时刚20岁出头，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的年龄。回忆当年，李彬话语中略显沧桑。

“今年9月，应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邀请，我回母校作学术报告，发现郑州大学新校区非常漂亮，变化很大。”对于母校，李彬一直心存感激，这么多年，许多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一直刻在他脑海里。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李彬说，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经历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大事。他认为，“77级”的学生社会阅历丰富，对于事物的判断便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并且始终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回忆当年，李彬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耽误了多年，“77级”大学生都特别懂得珍惜，争分夺秒地赶时间，学习起来特别有劲头。“你若晚上12点睡觉，他便1点睡……每个人都想把失去的光阴抢回来。”李彬说。

“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开设有新闻专业，而作为地方院校，郑州大学中文系当时就开设了‘新闻方向’确实具有前瞻性，也让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77级’、‘78级’同学里走出一批卓有建树的新闻人，包括现任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朱夏炎等。”李彬侃侃而谈。

由于开设新闻专业较早，郑州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学术造诣很深的科班教师任教。李彬说，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是彭正普教授，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

“那时，每到周末，他都喜欢带学生去西流湖学习摄影，这种课堂形式特别有吸引力，由此也培养了大家的专业兴趣。”李彬认为，正是有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使得“77级”很多学生在苦学的同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本报记者 覃岩峰

——访《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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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记，河南清丰县人，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1981年1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做记者。

初冬的一个下午，暖阳高照，记者连线采访远在北京的《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听他讲起那些难忘的“故事”。

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解国记对30多年前考上大学记忆深刻： “考上大学和分配到一个中意的工作单位这两件事，堪称我‘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你想，中学毕业后我回村劳动，‘推荐’上大学无望，万念俱灰时突然政策一变，又给你一个凭才能打开命运通道的机会，从此改变了命运——其他什么事件能比得了这种转折？我从小羡慕新闻职业，到校后选学新闻专业，毕业分配正好到新华社记者岗位上工作——哪有这么如愿、对口、最利于发挥自己才干的事？ 所以，感恩时代给了我们命运转折的机会，感恩当年郑大中文系领导老师的推荐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选择。”

30年弹指一挥间，在新闻领域摸爬滚打几十载， 解国记心中始终牢记“人民记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甘为群众鼓与呼。他采写的《郑州货站街信箱“十月怀胎”竟无人过问》轰动一时；《河南农民陈重申反映“三乱”被村干部杀害》，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长篇批示，中办转发并传达全党，继而为期三年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活动展开；《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转有关部委，由此而起的界江界河护岸护坡工程和界江界河防护林工程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全面启动。

“坚持报道真相、传播真知、追求真理，是记者最应该拥有的品质。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可不那么简单。”解国记如是告诉记者。

“就说报道‘真相’——说白了就是‘真实’这一点，就很难。当记者，真的应该炼一下自己的‘定力’，学习如何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个事物，以此对抗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抵制各种诱惑，而不是要啥说啥、跟风跑。表面看、短期看，这好像是作风问题，其实看深了看长了就是品质问题。有出息的记者，是应该有自己追求的。”解国记深有感触地说。

从河南清丰县走到省会郑州再到北京，从农民到记者再到社长、总编辑，在解国记心中，变的是工作地点和岗位，不变的却是坚定的信念和对事业永恒的追求。 本报记者 成燕

——访著名画家谢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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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毅，祖籍河北，生于河南开封，著名画家。1981年12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系，取法宋元诸家，被称为中原山水第一人。如今任职河南省书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有人说他朴厚而冷峻，其实他外冷内热。说起“77级”情结，他时而抚掌大笑、时而慷慨激昂。他，就是谢冰毅。说起当年的青葱岁月，他的真诚和坦荡让人感触颇深。

在中国，“77级”是一个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1977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考入大学的学生。

“我19岁高中毕业，当时不让考大学，就去打临工，到中学做过老师，有意思的是，教过地理、语文，就是没教过美术。当时，19岁的我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十四五岁的孩子们，刹那间感觉有点短暂性失忆，这段记忆非常难忘。后来又去工厂，拉过架子车、制过革，从早到晚劳作，当时也不觉得苦。”

“到了1977年，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听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考大学了，我们几个常在一起忧国忧民的哥们儿兴奋啊，当天夜里我就失眠了。”谢冰毅说，“属于我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我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可是当时没搞过设计，专业上差了点；后来被河南大学艺术系录取。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爱画画，我要画画，不管在哪儿，上不上大学，这都是当时最强烈的信念。”

“大学期间，我每天就是听课、画画、看书，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吃’不饱，那时候资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获取的渠道也少，让人苦恼的是学校的资料室不常常开放，借个书很难，记得当时为了能看到《印象画派史》很是下了工夫，每天晚饭是狼吞虎咽，然后拔腿往资料室跑，晚一步可能就被人抢走了。”

“当时放暑假，假期时间长，三伏天里，我们几个‘有志青年’就挤在没有空调的素描教师里，因为没有女同学，大家索性都脱去外衣，几近于‘裸画’状态，画完画了，再一头扎进铁塔湖里游个泳，再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美。”

为了写生，谢冰毅和同学们常常跑进山里一住就是好长时间，不问人间寒暑；到黄河写生，跟黄河艄公同吃同住。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走出大学校门的谢冰毅数经坎坷、磨难，孜孜于艺道，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痴心不改。

本报记者 李 颖

——访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刘发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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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发魁，河南温县人，研究员，现任河南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1977年考入河南农学院，1982年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

冬日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如约见到了我省农业领域的资深专家——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刘发魁。

环顾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记者在墙上竟没找到任何字画或装饰物，以纯洁的白墙为背景，朴实的刘发魁微笑着向记者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明年1月，我就到省农科院工作30年了。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务农，后来又被抽调到乡人民公社科学实验站担任技术员，考上大学前，我打过铁，造过酒，种过地，开过柴油机，可算个农业技术能手呢。1977年考上省农学院，对我来说是个命运的转折，不仅让我学到了更多深层次的农业理论，也让我从乡村走到了城市。”

尽管30多年过去了，但一谈到那些尘封的往事，刘发魁禁不住陷入深深的回忆。“由于家里是上中农成分，很多机会都与自己擦肩而过。为了备战考试，我夜夜点着煤油灯刻苦学习，最终凭着优异的成绩成为十里八庄第一个大学生。”

这些艰苦的生活经历化作人生的财富始终伴随着他。无论是在当农民还是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刘发魁始终与田野、与农民为伴，跑遍了农村的沟沟坎坎。通过多年的实验和研究，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前氮后移”栽培法，颠覆了传统种植栽培观念。2007年，他向省政府提出关于促进全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的建议，得到省政府高度重视，有力推进了全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进程。

“我心中从来没有‘敌人’、‘对手’概念，只有亲近的人和无关的人，所以我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对待工作和生活。”

在和刘发魁对话的两个小时中，记者脑海中不时浮现出这样几个词汇——淡泊、务实、真诚。 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为人朴实，工作务实，生活平实”的“三实”作风，在领导、同事以及家庭中树下很高的威望。谈起人生感悟，刘发魁感慨地说：“一个人的成就离不开时代背景、机遇和个人奋斗三大因素，这就像我们种玉米，离不开阳光、雨露、土壤和种子。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人生的得与失，牢牢树立老实人不一定吃亏的理念，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你就一定会成功。”本报记者 成燕

俞绍初教授

优秀

77级的名片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我们这一批教师现在回忆起来，这么多年，‘77级’的学生无疑是最优秀的！”51年前，浙江人俞绍初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分配至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说起当年的学生，俞绍初很是自豪。

俞绍初说，“77级”学生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至今日他最难忘的就是与“77级”学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共鸣。“77级”的学生基础好，这表现在他们兴趣浓厚，读书范围广，理解能力强，求知欲更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课堂上，你说一点，他们经常会举一反三地问你，和你交流，力求得到最满意的答案。

王映海辅导员

刻苦

77级的招牌

本报记者 王红

“‘77级’毕业生是特殊的一代大学生，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的学习最刻苦、钻研业务最精心、自我约束力最强的一代人。”提起“77级”，原郑州大学中文系77级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王映海异常感慨。

“这批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我至今都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学生，在他们身上，有着时代的烙印。”回忆当年，王映海的记忆依然清晰，“当年同批进入郑大中文系的学生有161名，而他们中，只有五六个人是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剩下的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知青、有解放军、有在职干部，也有工厂职工。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破旧的教学楼冬冷夏热，大宿舍一间屋子30个人挤着住，可对此学生从来没有一句埋怨，因为他们的心思，都牢牢地放在学习上。”

王映海坦言：“在我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前后带了8届毕业生，唯有‘77级’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最满意。”

[ 专家点评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博士

这个群体

让我们骄傲

“77级”学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宽容善良、乐于奉献、严于律己，关心他人与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经过毕业30年后的磨砺与奋斗，他们大都事业有成，有很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77级”学生创造了共和国高考的几个之最：考生人数最多，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年龄相差最大；录取的新生整体素质较高，考生的家庭条件、社会背景、个体素质差异较大，学生成分工农兵学商都有。

“77级”学生学习刻苦，善于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工作踏实敬业，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自制力，在政界、学界、文化新闻界、商界企业界等都有骄人的建树，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肯定。

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国内著名的新闻人，著名的企业家中都有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用行动

树立了榜样

本报记者 成燕 实习生 许垚

一名60后公务员回忆说：当年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录取27.3万人，录取率4.8﹪，77级学生用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一名70后幼儿园教师说：国家高考政策的恢复，给了那代年轻人新的希望，他们那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拼搏的精神，给了我极大震撼。

一名80后女生说：作为80后，我们这一代人是艰辛的，就业难，买房难。可与我们的父辈相比，我们又是幸运的，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本版漫画 周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