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就硬着头皮，只做记录，不开口说话。

到了，还是毛泽东说话了：“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有区别的。”

“但是”前定性了，“但是”后手下留情，区别对待。

军委扩大会结束，邓华回到沈阳，接受批判斗争。翌年5月，调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965年10月底，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来到邓华家，告诉他彭德怀将来四川工作，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彭总可以工作了，这自然是个好消息、好兆头。可邓华立即表白：为了避免出现复杂局面，还是把我调开为好。请将我的想法转报中央。

3年前的6月，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曾来过一次，提到这年4月27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说：你对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谈谈，我们替你向中央反映。

对邓华的处分，只是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口头宣布，没有任何文字资料。邓华决定给中央写个报告，在肯定自己犯有“错误”的前提下，希望中央给一个正式的书面结论。

反复修改，反复琢磨，就想起四川有人参加庐山会议回来，把彭德怀的《意见书》给厅局长们看，让讨论，几乎都说好，结果这些人几乎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是跟彭总绑在一起的，彭案不翻，邓案休想。而彭案是不可能轻易翻的，自己上书中央，那不是只能惹麻烦吗？

1963年调整工资，规定比例40%。同住一院的省领导及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等，全都升级满堂红，唯独邓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沾边。株连竟至如此。邓华怒不可遏，找到有关负责人，说：按比例，他们中起码应有两个人升级。他们都是组织派来的，都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我犯了错误，他们也要跟着我倒霉吗？

而今，彭总也来到了这座城市，却是咫尺天涯。

彭德怀偶然知道邓华也在成都，就在前卫街44号，离他居住的永兴巷7号，不过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一天傍晚，他和警卫参谋走到邓华家门口，寻思片刻，又转身走了。

邓华从一位转业军官口中，得知彭总住处。也是一个傍晚，他和夫人李玉芝朝那里走去。远远地看到门口的灯光，脚步就有些挪不动了……

军职简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4军3纵8支队政委、12师35团政委、11师政委，红一军团2师政委，1师师长、2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14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又是政工干部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明干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时，人称“雷公爷”。

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1927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不久即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

丁盛被送去公略学校读书，除了培养，还带种扫盲性质，刘亚楼就是明摆着的深造了。他读过两年私塾，又读小学、中学，之后又当教师——前面说过，那个年代，在红军中这就算大知识分子了。

当时称作“红校”的随营学校，140多名学员分作3个区队，刘亚楼被分在2区队，任5小队副小队长。有个学员陈志刚，鼾声打雷似的，吵得大家睡不好，他就硬挺着，每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再睡。有时晚上再轮班岗，上课就打瞌睡，有时还打起呼噜。教员火了，一巴掌抡起来，就被一只手在半空中抓住了。

刘亚楼说：革命队伍，官兵平等，不许打人。

当时一些军官军阀习气，打骂士兵。那时读私塾要挨打，学徒要挨打，当兵更是家常便饭，“马鞭子下出好兵”，“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而这教员既是长官，又是先生，自然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这时古田会议已经召开了，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打骂士兵，废止肉刑，可即便会议决议传达下来了，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呀。

教员怒不可遏，喝令：放手！

刘亚楼道：放手可以，不许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