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

公刘

赵中森

读《诗经》，方知“公刘”乃其中篇什。诗中歌咏了周族领袖——公刘开拓与发展农业水利的功绩。《诗序》称“公刘”为召康公戎周成王之作，以“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

公刘，一个美好的名字。

公元1983年4月，当代公刘由洛阳至开封，同行者皆心仪的前辈，东方诗坛响当当的人物：严辰、曾卓、牛汉、骆文、蔡其矫、青勃等。大师中我只熟悉青勃老。他每有新诗集出版总不忘惠寄学生，且一律工笔朱印题字，为防止墨迹印泥浸染书页，每次都垫一方宣纸，一如诗翁的做人。

大师们是参加罢第一届牡丹诗会旅汴，我和孔令更有幸应邀参加诗会。

在洛阳王城公园贵宾厅，诗人应邀题诗。严辰，邹荻帆，流沙河，骆文，青勃等皆一笔好字，惟公刘先生的书法不敢恭维，看上多少有些像颜体，他一笔一画地在写，额头沁出了汗珠。咫尺之近的先生过于严肃，认真，如上战场，与窗棂外姹紫嫣红春色极不协调。说来也怪，就偏偏记住了先生那段孩子般率真劲。知道先生曾当过兵的，还知道他原名叫刘仁勇，又名刘耿直，这是斗士的名字。

在开封，陪大师们游至禹王台，公刘先生对盲人乐师师旷很感兴趣，抄写说明文字时突然止笔对我说：“中森麻烦帮我查查《韩非子》中这段文字，早些寄我。”这时，我还不知先生三年前曾患脑血栓，导致右眼几近失明，以至于我后来做了一件至今仍汗颜的蠢事。先生的嘱托自然全力照办，这也成为师生间日后鱼雁往来的起点。

先生离汴时留下两首新诗，建议《梁园》、《中岳》各发一首。作为诗歌编辑，考虑其中一首仅20行，发表出来版面显单薄，征求诗人意见，先生多少有点不快，说你自己决定吧。编稿当中，诗稿上有些字难以确认，又不敢冒昧猜度，便给先生去信。信上大概有埋怨字迹不易辨认的意思。先生很快回了信，承认自己字体潦草，末了又附加一句，因右眼近乎失明，请谅解……后来，诗人新著《骆驼》、《大上海》出版，赠我时扉页上题词为：“中森同志学习正 公刘 八五年冬右眼失明后”，捧读散发油墨清香的大作，我泪溅诗行。

诗人游梁不久，孔令更决定停薪留职徒步考察黄河。我立即把这一消息通报了公刘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孔氏家庭的情况。不想当年9月，先生以一首大气磅礴的抒情长诗《没有美酒的壮行歌》发表在《人民文学》，并将全部稿酬委托杂志社寄给在兰考东坝头卫生院工作的孔的妻子。公刘先生之大名大作，不啻为一则隆重的广告，孔令更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文坛，包括先生在诗中提到孔的那个在黄河边出生，名字叫阿羝的儿子。

在诗界，公刘先生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是出了名的。80年代初，有译者对前苏联一位女诗人的作品评说，“据说德鲁尼民娜诗歌特色之一是真诚，但其《前沿》和《应当想想美好的事物》两首诗中，看不出哪一首更真诚些。”按说是国籍之外的事了，可公刘先生竟拍案而起：“我特别仔细地品味了这两首诗，很遗憾，我只能说，我看不出哪一首更不真诚些！……”诗人仍不依不饶：“诗歌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对它而言，偏见比无知往往更可怕……”至于国内这类例子，则举不胜举。

公刘先生坦言，自己是一具凡人肉胎，正像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语）一样，也不可能整天整夜的斗志昂扬。但有一点是可以引为安慰的，我看见了值得喝彩的东西就喝彩，感到不放心的东西就说不放心，我对读者没有撒谎。先生的这些思想，在其众多诗作中随处可见。

我是在赴温州途中听到公刘去世的传言，返汴后连夜给孔令更打电话。孔说看到《诗刊》上的讣告了，心一下子觉得奇冷。然而眼前那位耿直而充满热情的诗人凝睇于我，不许弹泪，甚至不能写一个哭字。

悼念先生，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感激。在与公刘先生的交往中，他的做人与做诗直接影响于我。也就是从1983年伊始，我的诗风发生重大变革，不久发表的《四月》，引起同仁与评论界注意。这场自我革命一直持续到孔令更、张真宇踏上征途。我以在《北京文学》上的长诗《倒鱼》告别诗坛；依然是先生亦诗亦小说的营养的滋润（公刘先生杂文、随笔、电影插曲亦写得出色）。1986年《花城》上中篇小说《崩溃的楼阁》的发表，宣告我的小说创作的开端。

纪念先生，缅怀往事，永远不会忘记影响我人生与从文道路的诗人——公刘；华夏文学史上也注定会再次铭刻“公刘”这个美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