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来源，“除了爱荷华大学以外，主要的是安格尔教授从美国各种基金会、各企业机构以及各个热心文化社团那儿筹募来的”。征选作家，“唯一的标准就是作品。他们有的是主动被邀的，因为他们在本国已经很有成就；有的是自己申请，而作品又被认为是最好的。每年我们收到数以千计从世界各地来的稿件或出版品，通常在年底决定下一年的人选。”运作方式，“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工作”是写作；“再就是演讲、讨论、访问、旅行、聚谈”，“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技巧得到一种冲激和对流”；再就是帮助他们翻译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国家的名著，拿到堂上讨论、修改，好的作品协助出版。

痖弦在爱荷华期间，对美国作家大量向学府集中的趋势以及美国诗坛的新流向做了研究。前者，痖弦认为，只要社会和教育界给予作家以妥善的照顾，作家们不但可以做好他们分内工作——作品，同时也可以替国家培植下一代的文艺人才。另外，虽然有所调“作家是天生的，不是训练出来的”说法，但把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人通过教育的方法使其真正成为作家，把已经成为作家的人变成更好的作家，爱荷华大学确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最佳例证。至于后者，痖弦指出，艾略特提出的诗的客观性、历史感，已被今日强调主观性、自我感的诗所取代。由于艾略特理论的逐渐失去影响力，美国诗的天下不再是定于一尊的局面，而是“群雄割据”的态势。更因为新观念新技巧冲击的猛烈，新作家新作品涌现的快速，使得今日美国诗坛变成一个不易捉摸的流动体。在此基础上，痖弦列举了“黑山诗派”、新超现实主义者的诗人群、主观的意象派、自白诗派、行动诗派等诗派，并对各派的诗人、诗作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痖弦还向国内介绍了他在“国际作家工作室”交往的外国作家朋友，如日本诗人田村隆一、阿根廷正在走红的女诗人伊丽莎白·艾斯康娜·格兰薇儿、波兰诗人宝考斯基、菲律宾小说家维奥夫瑞多·诺叶朵、南斯拉夫诗人马蒂·奥根、西德青年小说家汉斯·克利斯托夫·布赫等，不仅转达了他们的文艺观与写作特色，还翻译了他们的诗及其他作品。与这些诗人、作家的“冲激和对流”，使痖弦扩大了视界，更新了观念，借鉴了技巧，真可谓获益匪浅。

在广泛接触外国诗尤其是美国诗的同时，痖弦对中国古典诗歌作了回顾，从《诗经》读起，一直读到吴梅村、黄遵，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发现了中国文学的伟大瑰丽，足可傲视世界任何国家。

在《旅人小札》（载于《幼狮文艺》1968年1月号），痖弦这样写道：

对于我横在我面前的是对整个艺术观念言语风格的大抉择的问题。这问题甚至可以检讨到我自己十多年来所有写过的那些东西，检讨到“五四”以后的新诗运动，诗的白话（胡适），诗的欧化——西方诗型、语法的大量模仿（徐志摩）等等。过去国内音响界有人说黄自一开始起步就错了，我觉得有辱先贤，今天我也不禁对诗坛早期的欧化过程于中国新诗是否产生良好影响的这件事，深表怀疑了。

我以为极度欧化发展的结果，足可以使人担忧到新诗中的中国传统文学特性的消失。不要认为用中文写的诗都是中国诗，用中国文字写的诗也可能是外国诗，或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认账的，一种没有国籍的畸形的作品。

诗是必须要有国籍的。文学中民族色彩的重要特别是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土时才更强烈地体会到。我以为成功的作品首先必得成为“地方的”，然后成为“民族的”，既成为“民族的”，所以才能成为“世界的”。（屈原就是最好的例证）先谈中国化，再讲现代化，没有通过中国化的现代化，只会把我们的新诗带向历史的穷巷。毋庸讳言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传统太远了，离开李白杜甫我们的诗祖诗宗太远了。我们对中国古典作品研究得不够，神往得不够，继承得不够，发扬得更不够，这才真正是有辱先贤。

在爱荷华的日子，痖弦每天都给妻子桥桥写信，他们来往的信件都编上号，可以装满一大箱子。就这样，在地里与文化的双重乡愁中，痖弦度过了在爱荷华的二年研究生活。1968年6月，他返回台湾。归途，游历了爱尔兰、英国、意大利、希腊、印度、泰国、香港等地。1992年，当保罗·安格尔逝世时，痖弦十分悲恸，满怀深情地说：“保罗·安格尔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对文学的热忱、执著，对作家的尊重，影响了我一辈子。”

1976年9月至1977年10月，痖弦再次去美国，到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获硕士学位。

在此之前，1975年12月，痖弦去过维也纳参加国际笔会，会后顺道访问了德国、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国文艺界。